土地和劳动力是乡村发展的两大要素,也是乡村改革的主要着力点。保证这两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是使其合理配置、充分利用,发挥更高效率的必然选择。当今我国乡村正发生着的劳动力大规模从农村和农业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以及农地流转现象,就是很好的验证。理论和实践均证明了乡村家庭非农化(尤其是劳动力非农化)会增加农地流转需求;同时乡村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也指出要走农地流转这一路径。因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当前乡村发展的突破口在于农地流转。然而在实践中,随着农户就业的多元化,农地流转多以不规范的方式发生着,农地资源不能有效集中,农地流转滞后于非农化,不利于乡村发展。因此,本研究以农地流转为主题,以农户非农化为切入点,以苏北地区农户为样本,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深入研究农户非农化对农地流转的影响,辨别对农地流转决策产生显著影响的农户非农化因素,把握其具体的影响方向、程度以及机制,为积极引导农地流转,实现农业现代化以及乡村发展提供依据。现有文献多侧重于对农户非农化和农地流转各自系统的研究,对于两者的综合研究较少,尤其是两者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更少,以宏观视角为主,且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与针对性。农户作为有限理性"经济人",其决策是在众多约束条件下的最满意的选择,而不是绝对效益上的最优,因此动机决定其决策。本研究从动态的、微观的视角构建农户"动机—行为"决策逻辑变迁路径,并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发现农户的生产动机遵循"生存型→利润型→质量型"更替跃进规律,其决策基础逐渐由家庭分工向社会分工转变,生产目标上将出现农业与非农业的分化,最终实现高水平的专业化。农地流转决策包括流转方向决策与流转模式决策。流转方向指的是农户是转出、转入还是不参与农地流转;流转模式则指农地流转交易活动的具体实施方式,包括交易的主体、规模、交易费用、形式等。农地流转是诸多宏观和微观要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借鉴相关基础理论及现有研究,本研究认为农户在流转模式的选择上更多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诸如交易双方的协商、市场租金行情、交易成本等),而在流转方向上,则以农户的主观决策为主。因此,本研究构建农户非农化的程度、主体、空间和质量四大非农化因素对农地流转方向决策影响的Logistic模型,剖析农户非农化对农地流转方向决策(转出、转入以及不参与)的影响情况,同时归纳总结样本区域农户在非农化下催生的农地流转模式,得到如下结论:(1)农户劳动力完全非农化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影响,劳动力的兼业化对农地流转影响不确定,非农历史对转入行为具有显著正相关性;(2)男性劳动力的非农化显著促进农地转出;(3)非农化的经济质量显著影响农地流转;(4)非农化空间对农地流转影响不显著;(5)现状流转模式不利于农业现代化,样本区域存在四种具体模式:①村委会介入的"反租倒包"模式、②农户主导的承包地向大户流入的"大户"模式、③农户委托代耕的"人情"模式以及,④主干家庭内老人耕种的"父辈"模式,以"人情模式"和"父辈模式"为主。(6)现状非农化农户的决策动机以非农业的经济追求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