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华夏族认为自己所在的地方是天下的中心即中国居于中央,与中国相对的四夷则处于四方,共同组成了天下。这种观念的演变逐步形成了华夏文化优越于夷狄文化,形成了一种孤高自居的民族心理,轻视四方的民族尊卑的华夷之辨。并逐步衍生为深植人心的华夏中心意识。18世纪后半叶,英国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这场革命不仅是经济和技术上的革命,更是社会、文化、政治的大变革。清政府根深蒂固的华夏中心意识,使其不知西方文明的世代变迁,仍沉湎于“天朝上国”之中,堵塞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输入,加重了天朝人的蒙昧与无知。中国被裹胁进入近代,签订一系列条约后,“条约制度”确立。使中国发生了深刻而艰辛、痛苦的转变,即“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关税总协定、割地、赔款等,致使天朝体制的崩溃,中国传统天下观逐渐衰落。随着条约地签订,一次重于一次的割地赔款,主权一步步的丧失,这刺激国人的觉醒以及反抗,迫使清政府对条约的认识由不知到有一定的认知,再到开始应用“条约制度”来维护国家利益,使国人有了维护主权的意识；随之近代主权意识形成；传统民族意识也随着对西方国家及东亚各国(尤其日本)的认识,知道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只是“万国之一”,朝贡制度最终的瓦解,外交方面逐步走向了近代化,使得近代民族意识逐步形成。近代中国国家意识正是伴随着“条约制度”在中国的不断完备,刺激了国人对国家主权与独立意识的高涨,及近代民族意识的萌生从而逐渐形成的。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中华民国,并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标志着近代中国国家意识的确立。因此,本文通过“条约制度”对近代中国国家意识的形成的作用进行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