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增长呈现乏力的宏观背景之下,各国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国际直接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降低。在金融领域,发达国家输出的通货膨胀危害逐渐蔓延至全球;在贸易领域,贸易保护主义悄然抬头,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效用受限,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纠纷数量陡增;在公共卫生领域,新冠疫情大流行将在一段时间内与人类持续共存,诸多因素叠加之下,世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风险加大。尽管从投资金额、数量上来说,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的对外投资大国,但从质量和效益上来说,中国并非一个对外投资强国,投资对中国GDP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方面所作的贡献仍比较有限,在调结构、稳增长、促改革的背景之下,如何提升中国OFDI的决策质量成为提高中国企业“走出去”质量的关键问题。本文主要探究在东道国与中国国内的经济政策呈现出不确定性的背景之下,中国OFDI是否会受到两者的影响。首先分析了两个变量在所选年份区间呈现的特征事实;然后选取21个东道国2003-2019年中国对该国直接投资的数据,将其与Baker等人构建的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数据匹配,进行实证研究,并将样本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特殊时间节点、投资政策导向进行异质性分析,探究不确定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东道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与中国对该国的OFDI流量呈显著的负相关;第二,中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与中国OFDI流量呈显著的正相关;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危机前后、“一带一路”政策导向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和行为决策均会产生异质性影响;第四,调节效应表明,东道国营商环境的便利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不确定性对国际资本流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通过分析研究结论,结合当前国内外实际情况分别从国家层面、行业层面、企业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第一,以东道国和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视角,研究二者对中国OFDI国别选择和投资行为的影响,考虑得更为全面;第二,区分了不同类型的东道国之间的异质性差异,使分析更为深入;第三,将东道国营商环境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探析制度环境对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正向调节作用,以期为提升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决策质量提供相关可参考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