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伊犁维吾尔族农民经济社会对伊犁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与自然背景,为了实现清朝政府既定的战略目标,在管理上对它因俗而治,既包括制度上的强制,也含有文化上的规范。因此,在运行期间内,伊犁维吾尔族的农业发展取得显著的经济、政治效益,从而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清代伊犁地区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优越,而清朝政府统一新疆地区后,驻军伊犁的后勤需要,迫使清朝政府寻找稳定且能够达到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而南疆的维吾尔族既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又能迁移一部分人口而不影响当地的正常农业生产,并且对比内地农户迁移的成本低廉,具备迁移伊犁进行农业活动的优势。因此,在清朝政府综合决策下,8年内有组织的从南疆迁移6383户近2万维吾尔族人口,分布伊犁河两岸进行农业生产。总之,清朝政府从南疆地区向伊犁地区进行维吾尔族人口迁移,比较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清代伊犁维吾尔族农民经济社会构成之后,清朝政府采用了“因俗而治”的伯克管理制度,它上下紧密相连,组织严密,职能分工明确,并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激励机制,从而使制度运行绩效显著,起到了强有力的政治纽带作用；而对其衣食住行与精神生活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层面上理清它对伊犁维吾尔族经济社会的规范作用。从而在政治与文化规范之下,伊犁维吾尔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经济群体。清代伊犁维吾尔族农民经济社会在国家的主导下有自身的运行机制,它实行分工管理、总额制约、定编的财政管理体制;在内部农业生产上,维吾尔族变革自身的农业生产传统,结合在伊犁清朝政府投资的农业生产机制及农业生产的“五五分配”制度,既满足了清朝政府的用粮需要,又能维持伊犁维吾尔族人的最低生活水平,实现了双方的互利,产生正面的溢出效应,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发展,维护了伊犁的稳定。清代伊犁维吾尔族移民经济社会作为历史的产物消失于十九世纪后期的新疆社会动乱中,虽然伊犁社会乱局及沙皇俄国对北疆领土的蚕食对其消失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其衰落根源确是在于自身的无力。但是,通过对其整体发展历程的总结,认为它是清朝政府成功组织大规模少数民族移民开发本土的经典案例,而国家土地等生产资料的资本化有力的拉动了地区经济发展,构建了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互动机制,从而实现了论文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