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依托英、美、印、中多边文献,系统考察从1939年9月3日英国代印宣战激发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到1942年11月14日英国基本平息因抓捕国大党领导人而触发的全印暴动期间英国应对印度民族独立诉求的历史进程,旨在通过考察这一特殊时期英国应对印度民族独立诉求的立场演变、决策考虑与具体实施的基本史实,揭示英国在极为严峻的战争形势下追求相互抵触的战争目标时所做的利弊权衡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进而揭示反法西斯战争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冲击以及英国应对这一冲击的意志、目标、手段与深远影响。全文以英国应对印度民族独立诉求的内在逻辑为主线,分四章展开论述。每章的论述主旨和研究结论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论述了从1939年9月3日英国代印宣战引发新一轮英印冲突到1942年2月蒋介石访印期间,英国的不妥协立场与英印冲突全面展开并进入国际视野的互动过程。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的同时,总督林利斯戈沿袭一战的做法,未经印度立法会议同意,直接代印宣战,引发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强烈不满。以印共为代表的激进左翼受苏联和共产国际对战争性质认识的影响,积极反战,并谋求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以实现民族独立。国大党吸取一战期间无条件支持英国结果一无所获的教训,要求英国澄清战争目标,以承诺印度独立来换取印度支持英国参战。穆斯林联盟亦提出自己支持英国参战的条件,希望英印殖民当局在国大党执政的省份公平对待穆斯林。英国对印度民族独立诉求实行拖延镇压与分化瓦解相结合的策略。英印殖民当局一方面“有名无实”地回应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坚决镇压印度左翼激进团体的示威和反抗,适时倾向穆斯林联盟等印度少数族裔群体的政治利益,但在能否给予印度独立问题上“三缄其口”。即便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在远东的阵地岌岌可危,英国依然坚决拒绝国大党试图以宣布停止不服从运动换取英国承认印度独立的要求。与此同时,随着战争形势的急剧恶化与反法西斯联盟逐渐形成,与印度防务和反法西斯战争目标密切相关的英印冲突及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引起盟国的关注。英国一方面寄希望于借盟友的影响力呼吁印度配合英国作战,另一方面对任何可能触及英国在印殖民统治敏感神经的外来干预保持警惕。在有关《大西洋宪章》中的“民族自决原则”,以及印度《联合国家宣言》签字国身份的认同问题上,英国虽然迫于反法西斯战争的现实不得不原则上接受,但坚持“民族自决”原则并不适用于印度,不肯轻易放弃对印度的实际控制权。在蒋介石访印问题上,英方既看重蒋介石劝说国大党支持英国战争努力的重要性,又忌讳蒋介石干预印度事务,尤其担心蒋介石擅自同国大党领导人接触,提振国大党反英士气和影响力,打破印度的政治平衡,英方的外交因应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蒋访印行程朝着英方期待的方向发展,最大限度地弱化了蒋访印可能引发的对英国的不利影响。第二章系统梳理了英国政府迫于战争形势和内外压力派遣克利普斯赴印谈判及其失败的过程。蒋介石访印后的国际舆论压力以及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劝说促使丘吉尔政府做出派遣克利普斯赴印谈判的决定。3月23日克利普斯抵印后,先后与总督林利斯戈及其执行委员会委员、印度各政党和教派领袖谈判。林利斯戈坚决反对总督执行委员会完全印度化,英印军总司令韦维尔也以因担心方案对印度未来宪法的声明将影响旁遮普省的少数族群士兵的战斗力为由表示反对。国大党尤为重视过渡阶段的权力交接,希望掌控印度国防部,而克利普斯认为,当下特殊时期只能由英国政府掌控国防权。而锡克教教徒、印度土邦王公代表以及印度教大斋会领袖均从各自群体的利益的视角出发来修改方案。在国大党与英印殖民当局围绕国防控制权问题陷入僵局时,美国军事技术援印使团代表约翰逊上校在国大党代表阿扎德、尼赫鲁与克利普斯之间多方调停,并提出有关印度防卫权问题的折中方案,使谈判僵局一度化解。但是由于林利斯戈在让渡“印度国防权”问题上的不妥协立场,国大党最后拒绝新方案,英国召回克利普斯,宣告了克利普斯谈判的彻底失败。第三章系统考察了克利普斯谈判失败后相关各方的反应与英国的应对。克利普斯使命终止后,甘地逐渐萌生“退出印度”的构想,并得到国大党的支持,最终获得全印国大党委员会的批准通过,成为国大党的行动纲领。中、美和国际社会因对克利普斯谈判失败及其后印度局势发展感到担忧而始终保持干预。英方对国大党的动向密切追踪,一方面采取持续“观望”与伺机而动相结合的策略,一方面密谋镇压。英方不仅密切观察和实时评估国大党的动向,还抓住国大党4月底5月初通过的“退出印度”草案中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荒谬认识和对美国等联合国家驻军印度的极端言论展开舆论攻势,致使国大党陷入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舆论指责当中。虽然尼赫鲁试图“澄清”事实,但收效甚微。国大党7月14日的工作会议通过“退出印度”决议后,英印当局加紧密谋镇压,决定一旦8月7日的全印国大党委员会通过“退出印度”计划,立即实施对国大党领导人的抓捕行动。为配合这一行动,英印殖民当局精心选择在8月7日全印国大党大会召开前的8月5日公布其早已掌握的国大党五月会议通过的“退出印度”运动草案,置国大党于被动地位。英国不仅对克利普斯使印失败后盟国对英国的批评和对印度可能爆发大规模英印冲突的担忧进行宣传攻关,为确保行动万无一失,还在8月9日准备动手前夕照会美、中等国,告知英方的镇压准备,以求得盟友对英国处理印度问题的理解和支持。第四章主要探讨了8月9日英印当局秘密逮捕国大党领导人,引发全印暴动后英方的应对。英印当局既要镇压各地此起彼伏的纵火、罢工、示威游行、破坏公共设施等暴力行动,又要应付舆论指责、和谈呼吁及调停、穆斯林联盟抬高要求及甘地可能绝食死亡等四个方面的压力。蒋介石希望向被捕的甘地及尼赫鲁等传递信函,并派顾维钧试探英方态度,遭到拒绝后蒋介石又希望通过罗斯福来劝丘吉尔,结果丘吉尔反过来希望罗斯福去劝蒋介石。当罗斯福劝蒋介石无效时,丘吉尔直接回绝蒋介石。罗斯福在丘吉尔以及蒋介石之间发挥了“纽带调节”作用。虽然在上一个阶段英方取得了同国大党舆论战的初步胜利,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外界舆论普遍谴责印度民族主义者策划的“退出印度”运动将有碍于反法西斯联合作战的努力,但是随着暴动在全印蔓延开来致使印度局势不稳,以及英方高调宣传在印度问题上的“不妥协”政策,美国舆论转向普遍谴责英国的殖民政策,促使罗斯福不得不出面调解英印冲突。英国为求得盟友的理解和支持展开外交攻势,通过要求美国派遣新驻印高级代表的方式来使新代表能从英国的角度认识印度局势的复杂性,进而消弭美国高层及舆论对英印当局的批评,停止美中对英属印度内部问题的干预。随着10月份英印当局基本平息全印范围内的暴动以及11月14日新的驻印高级代表人选的最终确认,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陷入低潮。本文认为,虽然英国成功应对了反法西斯战争初期印度激烈的民族独立诉求,基本稳定住了印度的政治局面,但是引发英印冲突的根源并未解决,民族独立的诉求只是被暂时压制了,但并未消弭。英国在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之间打入“楔子”的做法短期内对英国维持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现状有利,但也堵死了印度问题通过三方和平协商解决的出路,为最终印度的分治埋下了伏笔。战时英国应对印度民族独立的过程也消磨和瓦解了英国统治者的信心和能力,暴露了英帝国走向衰弱的事实,特别是“退出印度”运动因为英国秘密逮捕国大党领袖而迅速爆发,运动的非暴力性质转向暴力,让英国统治者深感焦虑和不安,并意识到了印度民族主义者不可低估的斗争力量。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下决心从印度迅速“撤离”埋下了伏笔,对印度的非殖民化和走向独立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