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研究近年呈现方兴未艾之势。翻译领域的“文化转向”对传统翻译理论中译者的“仆人”定位提出了置疑，并提升了译文的地位，译者也随之跃变为翻译过程中的“操纵者”，其主体性得到彰显。操纵学派的代表人物Andre Lefevere提出了制约翻译过程的两个重要因素：意识形态和诗学，译者又成为这两个因素束缚下的“被操纵者”。但译者在实际翻译中不只是“操纵者”，也不限为“被操纵者”，这两“者”界定的失衡迫使我们对译者角色进行重新定位。 本文基于对小说翻译的分析研究，试从操纵理论的角度力求重新诠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译者既是“被操纵者”也是“操纵者”，两者共存统一，浑然天成。 论文的引言部分提出了本研究的目的、方法与意义。 第一章概述了操纵学派的发展历程，对Andre Lefevere提出的有关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作用进行了梳理，指出意识形态和诗学对译者具有约束力而非绝对的控制力。 第二章讨论了在小说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从译者选择原文及其相应翻译策略的角度，论证译者是以被操纵的操纵者而存在的。本章引用了两位著名翻译家——大卫·霍克斯和杨宪益以及他们对翻译《红楼梦》的相关译论，借以讨论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 第三章从小说翻译及其诗学的角度讨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也是一个被操纵的操纵者。本章总结了传统翻译理论对小说翻译的诗学偏见，指出译者要充分发挥其“反操纵”能力，以求摆脱传统偏见对译者自身的束缚。通过对《红楼梦》的英译本进行分析，以期说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是“被操纵者”与“操纵者”的和谐统一。 最后结论部分对文章进行了简要综述，从意识形态和诗学两个角度论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对自我定位的努力探寻——即：被操纵的操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