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的汉学研究是一种由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以后，开始研究中国文化所建立的学术传统。北美的汉学研究与欧洲的汉学研究不同，起步比较晚，但在当代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对欧洲与中国学术传统的承袭。 北美汉学在内的海外汉学在中国文论的研究中取得的成果，早已引起国内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界的重视和注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相继出版了黄鸣奋、王晓平、周发祥、李逸津和王晓路等人诸如《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等研究专著，王晓路的两部专著以及王晓平等的著作，在目前是对海外汉学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全局性的总体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们提供了一个进一步研究海外汉学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总体“地图”。 中国国内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可以有多种路径。前苏联美学理论家舍斯塔科夫在《美学史纲》序言中说，在美学史的研究上，目前存在着三种主要的方法：历史叙述的方法或传记式的方法：在历史的比较中提炼出贯穿性的主要问题的方法；以及在历史中存在的基本范畴的研究方法。如果说王晓路等人的研究著作主要采取的是历史总体叙述的方法，对于中国国内研究海外汉学有开拓性意义，那么在总体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就可以深入到问题式的研究。我的这一论文就准备采取问题式的研究方法，选取北美汉学家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一些问题，通过对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分析，提出自己的一些初步的设想和心得。因此本论文研究所提出的研究课题是“北美汉学家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诗言志”、‘言意关系’问题”。这个研究课题的提出，是根据国内对海外汉学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总体“地图”的描绘，以及受到北美汉学界近20年来发展的新特点的启发。本论文的创新性之一就是融贯了北美汉学界近年的创新性思路，寻找可以深刻理解中国古代文论的主要文化语境，同时又是当代学术新思路的贯通性问题，从而提出一个中国文论的具有当代意义的研究课题。 我认为，中国文论中的“诗言志”、“言意关系”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言意关系问题在过去国内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基本上简化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而且，往往认为言意关系问题，就只是魏晋“言意之辨”中涉及的言一象一意一道等问题。其实，魏晋之际的“言意之辨”只是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得到重视。其理论资源并没有在古代文论的研究中得到充分利用。我在对北美汉学资料的研读中发现，上述国内研究的不足之处，可以在北美汉学研究成果的启发之下，获得一种新的认识和补充。在北美汉学成果的启发之下，我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学论述“诗言志”的“诗”是一种符号形态之“言”，它所言说表达的“志”就是诗歌之“言”的“意”。这是中国古代文论言意关系问题的起点和贯穿性命题。先秦时代道家老庄关于“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语言对于事物本体有不可言说的局限和《易经》以及《系辞》中孔子“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等论说，揭示了中国文化哲学对语言不可言说，同时又不可不说的语言悖论。《易经》的“象”在言与意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这些哲学文化的言意关系的资源，之所以能够转化为文论成就，主要是从《诗大序》《诗小序》开始的历代《诗经》阐释中，把《易经》中“象”的寓托和《诗经》的 ，’L匕兴”联系起来，把言意关系的哲学文化之思贯注到“诗言志”的论说之中。因此本文的论题就是“论北美汉学家关于‘诗言志’、‘言意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北美汉学家对中国文论中的“诗言志”、“言意关系”问题研究的各种见解，同时结合本人对中国文论中的这一问题的理解发表自己独特的看法。我个人认为，这是本论文在研究视角的方法上的一个创新之处。 本论文所研究的言意关系问题，是现代语言学和文学理论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并没有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自成体系地加以论述。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在北美汉学，乃至海外汉学似乎也没有专门的著作阐述。但是，本论文认为在全球化语境经过语言学转向之后，应当重视和总结北美汉学的这方面的成果，它是一个可以构成北美汉学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问题。同时这又是跨文化研究。西方文论的言意关系问题同中国古代文论的言意关系问题存在着差异。汉学家的有关论述是一种“他者”的眼光，这本身就是跨文化研究的产物了而本论文不满足于对汉学家观点的介绍和陈述，在介绍一些新材料的同时，尽力去阐述其提出这些观点的文化背景和可能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汉学家的跨文化眼光是主要从西方文化与文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古代文论问题，那么本论文则进行着另一种跨文化的研究，从中国本土文化和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立场，去阐释中西文论的同和异，在合理吸收北美汉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发掘和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说我也在用另一种“他者”的眼光来看待和分析北美汉学家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这样的双重的“他者”眼光中，可以开展具体的跨文化的比较、对话与交流。问题式的研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