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研究人类学文化撰写的问题，即民族志文本的写作。 自从马林诺斯基开创了现实主义的民族志以来，人类学的文化撰写一直被认为是客观的科学的描述。人类学的文化撰写一直延续着这一传统。中国人类学家的早期作品大多也是按照这样传统模式写作的，当今人类学的一些年轻学者和研究生也在按照这种模式写作。这样的现象是不应该存在的。 20世纪60年代，产生了以格尔兹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旨在反思民族志的田野工作和文化撰写。80年代，《写文化》与《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拉开了后现代思潮的序幕。人们开始探讨如何进行文化撰写的问题。1982年，乔治—马尔库斯和迪克—库斯曼在《作为文本的民族志》一书的导言中指出：“人类学家终于开始关注民族志文本的写作，这一问题被长久地忽略了。” 人类学家如何撰写文化，不单单是一个写作手法的问题，同时又是一系列的方法论问题。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梳理民族志发展的过程反思民族志文本的本质，质疑“文化的科学”，探讨民族志的本质，并提出人类学的文化撰写既然是“写作”，就没有什么范式可言；真正的人类学家必须同时是一个作家，否则就不可能写出优秀的作品。 本文把民族志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现实主义民族志，现代主义民族志和后现代主义民族志。并叙述不同阶段的民族志所具有的不同的理论旨趣；从格尔茨开始的解释人类学一直到80年代的后现代思潮，人类学的科学性受到质疑，人类学不再作为科学，人类学具有文学性。 本文上篇叙述了西方人类学文化撰写的过程。 第一章，解释了现实主义民族志的特点，并重新解读马林诺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说明现实主义民族志的经典作品并不是纯客观的描述，并且，书中实际上体现了自我，那就是马林诺斯基本人。现实主义民族志既然存在自我，那它就不能说是纯粹科学的，所谓文化的科学不过是现实主义的虚构。 第二章，阐述了格尔兹解释人类学的由来和发展，以及关于“深度描述”的理论。“深度描述”的理论对于在特定的场景下探求意义，以及社会活动的整体描述，提供了一种普遍的范式。因此民族志的方法就从社会事实的罗列转变为象征意义的解释和交流。 第三章，叙述了人类学后现代主义提出所谓“文学性转变”(literary turn)“主观真实”(subjective truth)的概念，及其主要的后现代理论，叙述了“写文化”的主要思想，以及对文化撰写的重要意义，并对“写文化之后”进行了评介。 本文下篇评述了中国人类学家文化撰写的创新实践。本文将评述《金翼》，《银翅》，《神堂的记忆》，《礼物的流动》，和《林村的故事》等五部作品。这些作品都突破了传统的民族志撰写模式，并采取了不同的写作手法。 本文第四章，评述了金翼的小说体文本，《金翼》写作的方法是在“文学创作和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研究之间。它是把不完全的人类学意义的真实与不完全的文学意义的真实结合起来，因而达到一种完全的处于文学和人类学之间的真实。 第五章，评述了的《银翅》的文化撰写系统，笔者认为，《银翅》的写法使中国文人传统的写作手法与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若干思想合流，不但在人类学方法论上有重大突破，而且在文化撰写的形式上独树一帜。 第六章，探讨了《林村的故事》以人物生命史为主线的文学手法。故事贯串着一个群体的命运，在浓浓的文化底色上，书写了一幅生动的画面，这在以往的民族志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 第一七章，阿巴忆的神堂》，应用象征和隐喻义学手法，讲述了一个大川人d忆中的故事；在《记忆的神堂》中，从最初天崩地裂的震撼，到最后引人深思的意味，都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 第八章，《礼物的流动》，以礼物的交换理论为主线，采用了“本土的深描”；讲还了发生在中国文化中无数个“真实”的故事，贯串了一个“永恒”的主题。 民族志既是一种研究的方法，也是一种研究的结果。本文试图做出如下结论：纯科学思维的方法论己经走到尽头，人类学的文化撰写即民族志的本质是人文的，或日文学的。人类学研究的本体应当是人，人类学应当是探讨人和人性的学问。因此，本文认为，为了走出“表述的困境”，应当提出“作为文学的人类学”，以“开拓人类话语的疆域”，讲述那些“幕后发生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