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世界各国（地区）的旅游需求和供给对接紧密,旅游服务贸易已成为世界重要的服务贸易类型。伴随全球国际分工体系发生深刻变化,识别不同国家（地区）旅游服务贸易国际分工角色、演变过程及原因,把握中国参与旅游服务贸易国际分工的角色定位与发展趋势,对于中国旅游业在经济全球化中发挥竞争优势,及提高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构建旅游服务贸易国际分工分析框架,揭示全球旅游服务贸易国际分工格局及形成原因是重要的研究议题。基于贸易基础（如劳动生产率、成本或产品差异化等分工标准）的分析框架是研究国际分工格局的主流方法,主要以货物贸易各领域为研究对象。而对于旅游服务贸易来说,由于旅游业边界模糊、产品生产链分割不明晰、产品功能非单一性、旅游产品和服务具有空间不可移动性等独特性表现,致使确定旅游劳动生产率、旅游产品和服务差异化或其成本差异化等标准时,具有明显的不可操作性。所以,从贸易基础层面分析旅游服务贸易国际分工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然而,贸易平衡是国际贸易和分工的利益分配结果表现之一,也是揭示国际分工格局的一个重要视角。因此,本研究在系统梳理国际贸易理论中关于国际分工标准的内容基础上,结合旅游服务贸易的自身特点（如旅游消费的核心产品—景点景区,具有空间不可移动性）,分析贸易平衡视角下旅游服务贸易国际分工研究的可行性,厘清贸易差额指标与国际分工的理论关系,确立了贸易差额作为旅游服务贸易国际分工指标。这一标准是进一步划分旅游服务贸易静态和动态国际分工角色类型的依据,也是完成旅游服务贸易国际分工分析框架核心内容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基于旅游需求与供给理论、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影响因素综述内容,采用文献分析法分别从入境旅游、出境旅游两个维度,系统地梳理各自的关键影响因素,从而确定旅游服务贸易国际分工分析框架的外部结构。基于新的分析框架,利用各国家（地区）旅游服务贸易进出口相关的二手统计数据,实证研究全球、洲际、亚洲三个空间维度的旅游服务贸易国际分工格局,深刻揭示中国在以上三个空间维度中的角色与地位。最终,采用定性和定量（如计量经济研究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中国旅游服务贸易演变过程与成因、贸易效率及未来发展定位等问题。由此,本研究主要得出了以下四个结论:（1）全球旅游服务贸易平衡的分布格局呈现出整体稳定和局部变动的特点,国际分工角色主要包括了五种类型:长期收益方、长期支出方、长期相对平衡方、收益方→支出方和支出方→收益方。其中,一阶段的国际分工角色类型占多数。同时,新的分析框架外部结构有效解释了各国际分工角色形成的主要原因。在旅游供给能力或需求能力方面具有相对优势的国家（地区）基本属于长期收益方或长期支出方;旅游供给能力与需求能力相当的国家属于长期相对平衡方;旅游供给能力与需求能力严重失衡是导致收益方翻转为支出方的主要原因;由于国家战略与产业政策的转变,带动旅游供给能力的全面提升,为支出方翻转为收益方提供了机会。而国际关系与安全环境、地理区位与交通等因素对以上五种分工角色的形成均产生显著影响。此外,发达国家聚集的北美、大洋洲和欧洲地区是长期收益方的主要来源地,欠发达的非洲地区是长期支出方的主要来源地,两阶段的国际分工角色主要聚集在亚洲地区。（2）洲际层面的旅游服务贸易平衡分工比较研究中,中国对美国、澳大利亚和欧盟地区均是收益方→支出方。美国、澳大利亚和欧盟少数成员国（如德国、英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入境旅游的主要客源国。21世纪之前,由于中国出境旅游发展迟缓且缺乏政策支持,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旅游服务贸易基本处于顺差状态。这一结果也正好符合中国当时的发展需要,如创收外汇。但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以及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中国对外开放程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出境旅游快速发展。加之,全球金融危的爆发也对这些国家出境旅游需求造成了显著地消极影响,但对中国社会经济受其影响较小,从而加速了中国对上述国家旅游服务贸易的逆转。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虽有下降,但能基本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为国民出境旅游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十分庞大,存在的出境旅游潜在规模自然很大,这也是中国旅游服务贸易逆差规模不断扩大且成为全球最大规模逆差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3）亚洲拥有多样化的旅游服务贸易平衡国际分工角色类型,同时也是全球旅游服务贸易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亚洲地区旅游服务贸易国际分工角色类型一共有9种,基本涵盖了全球所有类型（11种）,主要包括长期收益方、长期支出方、收益方→支出方和支出方→收益方这四种分工角色。其中,在全球的两阶段角色类型收益方→支出方和支出方→收益方的队伍中,亚洲地区占据了一半以上的数量。这说明亚洲地区旅游服务贸易动态发展的变化相对较大,且市场活力大,但也因此成为推动全球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新增长极。中国与日本、韩国的旅游服务贸易互动中分工角色已经由收益方转变为支出方,而对东盟地区则由收益方转变为相对平衡方。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对日韩由旅游供给优势转变为旅游需求优势,而对东盟则基本还保持着旅游供给优势。（4）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平衡的国际分工角色于2009年由收益方翻转为支出方,主要原因是入境旅游发展不足与出境旅游过快扩张。结合中国入境旅游贸易效率的定量化研究结果可知,人口基数决定的出境旅游潜在规模是中国国际旅游需求能力快速提升的主要动力来源,其次是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虽然中国旅游供给方面的旅游资源禀赋具有明显优势,但受产业发展政策、旅游服务质量以及国际关系与安全环境等因素的消极影响,中国国际旅游供给能力相对偏低。所以,中国旅游服务贸易经历了从供给优势向需求优势转变的过程,从而确立了两阶段的国际分工角色收益方→支出方。与此同时,中国旅游服务贸易严重失衡的现状也值得关注。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本研究构建了旅游服务贸易平衡的国际分工分析框架,为揭示全球、区域和国家多个层面的旅游服务贸易平衡分工格局提供了分析依据。基于国际贸易分工理论基础,综合考虑旅游服务贸易异地性消费和旅游生产要素与产品垄断性的特点,探索出贸易利益视角下旅游服务贸易国际分工研究的可行性,厘清贸易差额指标与国际分工的理论关系,确立贸易差额作为旅游服务贸易国际分工标准,划分静态和动态国际分工角色类型,为构建旅游服务贸易国际分工分析框架梳理出其核心理论逻辑。利用文献分析法,梳理得出影响入境旅游、出境旅游的关键影响因素,作为分析框架的外部结构。（2）多维度下对比分析中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国际分工角色,深入揭示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平衡的国际分工角色演变过程及成因,并提出未来发展的定位目标。空间维度中,分析了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在全球、洲际及亚洲三个空间尺度下的国际地位,横向揭示了中国旅游服务贸易与主要国家（地区）的贸易互动关系和形成原因。时间维度中,以中国近四十年的旅游服务贸易发展历程为分析对象,勾勒出其贸易差额的变化轨迹,并全面阐释了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各发展阶段的主要形成原因。在掌握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优势和劣势的条件下,借鉴国际上典型性国家的发展经验,本研究提出了截止2035年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将继续保持支出方的分工角色定位,但贸易逆差规模会有所收紧的发展目标。由此,本研究实现了对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多方位的认识和了解,为推动中国旅游服务贸易解决严重失衡问题提供了参考依据。（3）本研究采用异质性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有效测度了中国入境旅游的贸易效率,并定量验证了新的分析框架中部分关键影响因素与研究主题的相关性。在实证研究部分,基于异质性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本研究从客源地和目的地两个方面引入相关解释变量,定量验证了新框架中关键因素与研究主题的相关性。同时,基于以上计量经济研究方法,本研究还揭示了中国入境旅游的贸易效率,发现2011-2017年中国入境旅游年平均贸易效率只有59.89%,效率损失较大。这一结果也再次证明中国入境旅游发展不足的现状,成为佐证中国旅游服务贸易逆差非正常扩张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