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是企业成长、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通过并购企业可以快速获得目标企业的异质性资源,进入新的行业、新的地区和新的市场,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并购如火如荼地展开,也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研究。作为公司金融领域的核心问题,已有研究主要从并购会提升并购双方的协同效应、公司代理理论、信息理论、管理者过度自信理论等视角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企业并购活动可能与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财务表现乃至企业文化等密切相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同于发达国家拥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发展中国家政府对于企业的行为存在较强干预。随着相关研究不断深入与细化,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将制度因素引入并购的研究当中,如大股东的掏空与支持效应、政企关系是“支持之手”还是“掠夺之手”等。可见,学者们已经认识到要解释企业的并购行为,首先要清晰地识别实际控制人的利益诉求和宏观经济环境。在中国市场中,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作为数量庞大的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追求利润和规模;作为市场的管理者,肩负刺激整体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任。这导致实际控制人的利益诉求是复杂的,提供了地方国企并购与政府干预关系的研究机会。地方政府在决定国企改革路径时必须权衡不同路径的利弊（经济结构转型、财政收入、就业问题）,因此利益诉求不同的地方政府会选择不同的改革路径,这提供了从支持与掠夺视角研究企业并购行为的良好机会。本文从市场资源配置的角度考察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越高,当地的非公有制经济越活跃,那么国有企业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度就越小,政府的经济发展任务越轻。相反,在政府分配经济资源比重较高的省份,政府运用各类资源对市场经济活动影响的能力和意愿也会较大。因此,面临不同地区经济资源配置情况的不同地方政府,对地方国企并购会有不同的干预力度,表现为不同的并购战略倾向。本文分析认为省份间资源配置情况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省份间地方国有企业的资源丰富程度和政策性负担存在差异,并影响国企高管绩效评价体系,从而影响企业的多元化并购倾向。同时,资源配置情况不同可能影响地区市场分割情况,从而对企业异地并购产生限制。为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检验,本文选用2010年——2017年间买方为仅在A股上市的地方国有企业的已完成的股权或资产并购事件为原始样本,并手工搜集、判断企业的并购类型。根据标的方与买方所处省份是否一致判断其是否为异地并购;根据上市公司的证监会行业与标的所属证监会行业是否一致判断其是否为多元化并购。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经济资源配置能力越强,地方国企进行多元化并购与同地并购的倾向越强。本文进一步分析认为,虽然市场化进程有助于改善政府干预,缓解政府利用资源配置促进企业多元化并购和同地并购的倾向,但是市场化进程需要较为漫长的过程,因此本文尝试从组织结构的角度给出改进方法,检验政府放权手段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建立股权金字塔结构可以实现地方政府放权、拉长企业与政府的距离,增加地方国企的金字塔层级可以对政府资源配置能力和多元化并购之间的相关关系起到调节作用,说明了股权结构对缓解政府干预的重要作用,这也为不同经济环境中的地方国有企业提供了不一样的改革路径。此外,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进一步研究发现,2016年前后中央呼吁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主营业务的改革政策效果显著,2016年之后地区经济资源配置情况对地方国有企业的多元化并购影响明显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