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诘是发布天子政令的政治文书,在唐代,其由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或他官知制诘负责起草。中书制诰与翰林制诏是指担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的人起草的政令,这两个名称最早见于《白氏长庆集》的制诰分类。唐代制诰在文书制作者不断地创作过程中,以中书制浩和翰林制诏为代表的不同类别,在个人文集和文总集的收录分类里呈现。本文关注唐代制诰的文本体现在文集中的具体区分,并尝试对其形成、演变的过程进行探索。中枢体制变化下,不同身份的制作者创作制诰的过程,以及文书颁行后,制诰在文集中的收录和分类情况,都是本文考察的对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唐人在收录制诰时的分类意识及其发展,以及它们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宋代文总集《文苑英华》在收录制诘时,使用了唐代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中书制诰和翰林制诏的分类标准。中书制诰与翰林制诏作为制诰文书的两种类别,体现着唐代王言使用场合的差异。与此共通的是,唐代皇权更替之后,也会通过区别皇帝与太上皇所发布政令的名称,来确保政令的权威性。沿着这一线索追寻唐代前半期诏、诰使用场合的转变与出现中书制诰、翰林制诏两种制诰类别区分之间的联系,发现《文苑英华》沿用白氏分类标准,受到了唐人对制诰认识的影响。唐人文集的制诰分类,间接体现了不同时期唐代制诰的类别的发展。玄宗以后,在皇帝加强个人权威的意志与草诏制度发展的背景下,翰林学士开始参与起草政令。这一时期,部分中书舍人经历了直接转任翰林学士的身份转变,二者自此逐渐呈现出同一职能下的不同作用。自接收天子意旨起草,到后续颁行的动态过程里,无处不呈现着因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二者身份不同所产生的差异。唐代后期,伴随着翰林学士地位的提升,中书舍人在唐代政治中枢机构中的重要性逐渐为前者取代。唐代制诰在颁行后,会被有计划的保留下来,完成政令文书运作系统中的最后一个环节。从玄宗准许苏颞结集别录开始,一部分制诰被保留进唐代的个人文集中,改变了唐代前期制诰“君有之”的情况。此后,制浩专集和收录制诘的个人文集不断增多,制浩被署名为制作者的个人所有。制诘文集中出现不同的分类情况,代表不同时期作者或编者对于制诰文本的个人认识,也间接反映了制诘文本的演变历程。一部分文集的收录分类原则,因为符合制度演变的轨迹被保留下来,延续到宋代及以后文集的编录中,动态体现了唐宋间一脉相承中枢制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