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作为推动欠发达国家及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一直以来备受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的广泛关注。1970s开始,水平一体化的新国际劳动分工模式取代了垂直一体化的旧国际劳动分工模式,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开始广泛参与全球产业分工。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所释放出的制度、生产要素等供给条件很好地契合了跨国公司的需求,在充分发挥劳动力、土地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中国大量承接国外产业转移、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推动了快速工业化进程,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国。但是,中国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也日益凸显出两大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首先,中国制造业规模在空间分布上是极不均衡的,以沿海为导向的“核心—边缘”结构模式十分稳固,导致区域间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其次,中国制造业主要是依赖要素成本优势,通过承接劳动力、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参与全球分工并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结构的高级度尚且较低。因此,同时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并且实现空间结构的协调成为未来中国制造业亟需解决的两大主要矛盾,这既关系到制造业能否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持续性贡献,还关系到区域间发展差距能否有效缩小。在上述问题导向下,本文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以企业级数据为基础,基于地理学的空间视角对中国制造业规模、结构高级度及二者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展开分析。同时,立足于西部地区成为全国制造业发展边缘区域的事实,将研究落脚地置于西部地区制造业发展的问题上,阐述其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解析典型成功案例——成都市的发展路径和模式,并提出未来发展的几点启示,得出主要结论如下: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规模经历了一个显著扩张的过程,制造业总产值在15年内增长了10.67倍之多,反映出中国在该阶段作为“世界工厂”的事实。制造业规模在胡焕庸线两侧的差异十分明显,并且整体空间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地域空间结构大体由1998年的初级均衡模式演变为2003年、2008年沿海与内陆间的“核心—边缘”模式以及2013年东、中、西部地区间的“核心—次核心—边缘”模式。1998-2003年,由于浙江、广东、江苏、福建等省份制造业规模的快速扩张,导致制造业规模重心总体在向东南方向移动。随后,由于沿海地区产业发展环境的变化和国家宏观产业转移政策的转向,中国制造业规模重心迁移开始发生逆转,呈现出加快向西北方向移动的趋势,其中,2003-2008年主要体现为北上的趋势,2008-2013年主要体现为西进的趋势。另外,由于不同技术等级制造业的性质以及产业发展需求各不相同,并且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政策导向也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不同技术等级制造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对应的空间结构模式也存在不同的成长路径。其中,低技术制造业大致经历了沿海起步→沿海集聚→沿海扩散→内陆转移的演变过程;中技术制造业大致经历了沿海起步→多点分散→多核集聚→东中转移的演变过程;高技术制造业大致经历了沿海起步→沿海集聚→沿海扩散的演变过程。1998-2013年,由于中、高技术制造业相较于低技术制造业拥有明显更快的成长速度,使得中国制造业的结构高级度指数由5.987提升至6.225,体现出处在由“初级工厂”向“中高级工厂”转型升级的路径中,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有小幅下滑。区域尺度,制造业结构高级度指数由东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递次降低,东北地区由于过度依赖资源开发的发展模式日益受到结构性及制度性矛盾制约,制造业结构高级度指数在2003年以来大幅下降,东部地区的区位、制度、全球化等有利因素支撑了其制造业结构高级度指数的快速提升,而中、西部地区始终处于底端位置,且存在“弱者恒弱”路径锁定效应。省域尺度,直辖市与大部分东部沿海省份的制造业结构高级度指数相对较高且成长速度更快,而中、西部尤其是多数边疆省份的结构高级度指数始终处于底端位置,且成长缓慢,甚至下降。城市尺度,东北、黄河中游、陕甘宁等多数北方传统工业城市的结构高级度指数快速下滑,而大量东部沿海城市的结构高级度指数显著提升,中国城市尺度制造业的结构高级度水平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一个以长三角地区为导向的“核心—边缘”模式。采用空间回归模型对城市尺度制造业结构高级度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劳动力工资提升等因素是制造业结构高级度提高的重要推手。伴随着制造业规模和结构高级度的整体提升,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间的协调度水平呈稳定的上升趋势,由0.255提升至0.483,总体已由中度失衡阶段进入濒临失调阶段。区域尺度,四大板块间的协调度差异明显,仅东部地区在平均值以上,协调度指数整体由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递次降低。东部地区在整个研究期间的提升幅度最大,中、西部地区得益于产业规模的更快提升,其协调度在后期的提升幅度最大,而东北地区由于结构高级度的下滑,其协调度在后期的提升幅度最小。省域尺度,直辖市和大部分东部沿海省份的协调度相对较高,由于产业规模和结构高级度均处在较低水平,因而大部分西部地区的边疆省域处在中度失调及以下。城市尺度,城市单元间的协调度水平差异十分显著,一直保持着“东—中—西”阶梯式降低的格局,东部沿海尤其从长三角北上延伸至京津冀地区逐渐形成较高协调度区域连绵分布的态势,上海和苏州率先进入优质协调阶段,中、西部地区一些地理区位、发展基础相对优越的城市群区域其协调度也相对较高。将问题区域划分为6种基本类型,对协调发展的问题区域进行识别,发现大多数城市单元均不同程度存在着不同问题,并且由于制造业规模偏小而引发的问题区域占绝对比重,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西北侧。通过本文分析可知,由于制造业规模、结构高级度及二者间的协调度水平均处在较低水准,并且提升也相对缓慢,因此西部地区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真正意义上的落后地区。长期以来,西部地区在其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累积了众多矛盾,包括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薄弱、内部差异显著、承接产业转移的比较优势不足、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等,这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执行非均衡发展战略所导致的结果,同时也是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区域内在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当然,西部地区面积广阔,不同地区在经济背景、制度环境、产业基础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差异,因此区域制造业的发展轨迹及模式各不相同。以成都、重庆为代表的少数城市,无论从制造业规模、结构高级度,还是从二者协调发展程度来看,都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在非均衡发展战略中成功实现了路径突破。通过对典型成功案例——成都高新区自1990年以来的发展路径和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其制造业所取得的成就是地方化力量和全球化力量相互渗透、相互配合的产物。在此过程中,以英特尔为代表的旗舰型跨国企业对于区域制造业的全球化转型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并且先后形成了“地方化”、“全球化”、“地方化+全球化双重驱动”的阶段性发展模式。结合西部地区制造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成都市成功案例的经验,认为未来加快提升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发展水平,一来需要从顶层设计上加强国家对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支持力度,二来需要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快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三来需要提升区域软环境、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最后还需要结合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合理产业空间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