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活动几乎与文字同时兴起。古往今来，不可胜数的经教典籍、科技文献、文学艺术的译品构成了人类文明的璀璨部分，是民族交往、社会进步的象征。然而传统的翻译研究主要是专注于对翻译性质，标准和技巧等的规范式研究，忽视了对翻译过程及翻译过程中最具有活力的因素——译者的系统研究。因为传统翻译观认为翻译没有创作，因此无法与创作相提并论，以及反对提倡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而是要求译者对原作亦步亦趋。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翻译研究出现了重要转折，文化研究取向开始盛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发现了译者，译者从此在翻译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文化转向发现了译者，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审视翻译的研究不多，对译者的研究与开拓较少，系统阐明译者怎样具体主导翻译活动的更少，而针对译者主导行为特征和制约机制的专题研究尚属空缺。直至胡庚申教授提出“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以后，译者才被推到中心，其主体地位和作用才得以实质性地凸显。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对翻译的解释是从译者的角度出发，即“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性活动”，其中“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该理论首次把译者的地位从边缘阶段上升到了中心，并且还系统分析了译者对“需要，能力，生态环境”的本能适应与选择，因此这个由中国翻译学家胡庚申教授提出的“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很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分析。本文拟采用汪榕培先生英译的《牡丹亭》为案例分析，对比原文和译本，分别从译者对需要的适应与选择，对能力的适应与选择以及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三个方面，探讨分析汪榕培先生为什么选择翻译该作品，以及是如何翻译的。《牡丹亭》是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不朽之作，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爱情作品的三座高峰之一（其余两座为元代的《西厢记》和清代的《红楼梦》）；又被视为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和朱丽叶》齐名的世界名剧。从文献上来看，国内外对牡丹亭英译本的研究很少，而且仅有的几篇研究文章是从语言或文化的角度去分析的，因此本文作者将尝试从宏观翻译理论的角度去解读《牡丹亭》英译本中译者的适应性选择以及选择性适应,同时本研究也可以作为个案证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可行性以及其对翻译实践活动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