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合议制度指由审判机关组成多人审判组织,依照法定程序审理刑事案件并对其中的事实认定、定罪和量刑问题进行群体性讨论和裁判的制度。随着司法责任制和审判监管制度等新的改革文件的出台,刑事合议制度再次成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这一改革却依然遭遇着“形合实独”下的合议程序消解、“审判分离”下的合议庭裁判权转移和审委会决定制下的“裁而不审”等瓶颈。经济分析和价值分析是研究我国刑事审判合议制度的重要方法。发达国家刑事审判合议制度的共性既实现了对司法资源的最佳配置和最大程度的节约,又正确处理了简化审判程序和实现司法公正的关系,还体现出对它们对于司法效率和审判独立与平等参与合议关系的准确把握。我国刑事审判合议制度的缺陷使得刑事合议庭和审委会的功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当下制度设计既浪费了审判资源,亦增加了合议制度运行的成本。压缩刑事合议制的适用范围迫切而又必要。福利经济学启示我们,刑事审判合议制度的适用应坚持尊重被告人合议制选择意愿原则。此外,还需坚持只有疑难、复杂、重大案件方可适用和从低到高逐级增加合议庭适用频率的原则。博弈论启示我们,刑事合议庭的群成员应能够实质性地参与博弈,合议庭成员的角色应均衡。因而,刑事合议庭应坚持平等分工与平等考核原则和实质性参与合议原则。在分工上,具体而言,应废止院庭长参与审理案件时应当担任审判长的制度;审判长人选的确定应按照平等分工的原则确定;在无陪审员的合议庭中,审判长一职应由合议庭成员均衡化确定;承办法官应成为负责合议庭各项审判事务组织的“受托人”、“代理人”而非多数实质性审判事务的“受托人”和“代理人”并依据合议庭的集体决议行使裁判权。法官考核不仅应确立平等考核承办法官和非承办法官的考核原则,而且还应赋予承办法官和非承办法官在合议庭主要工作上同等的考核权重。从经济学视角看来,审合关系亦属于一种成本平衡机制;只有有利于实现合议庭独立裁判的审合关系设计才是司法成本最低的,审合关系的设计必须以实现合议庭的独立审判为目标而降低成本。纠正审合关系的错位,就必须着眼于改造审委会和刑事合议庭的审判职能。在未来,审委会应直接审理重大、疑难和复杂案件,同时,还应设置向合议庭和独任庭提供咨询意见和宏观指导的职能,而不能成为刑事合议庭的“上级”。审委会与刑事合议庭应长期共生与合作,共同致力于实现司法公正和高效。合议庭职责的简化则应着眼于取消其将重大、疑难和复杂案件提交院长提请审委会讨论的义务。审判监管权行使和审判权运行的界限在于两者性质不同、地位不同和作用不同。两者最大的界限是:审判监管权只能对合议庭所审理案件的效率、流程、人员配置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不能直接影响到法官行使审判裁决权的独立性;审判监管不应介入和干预审判裁判的依法进行;审判监管的作用在于服务于审判权,以实现规范、保障、促进和服务的功能,而不应在于影响甚至改变合议庭遵循法定程序的审判进程以及对程序事项和实体事项的裁决。将审判监管权和审判权界限加以优化是实现优化配置和节约利用审判监督资源的重要路径。因而,应建立将院庭长行使审判监管权的履职行为与其业绩考评紧密关联的制度;应取消院庭长对特定案件的审批权和废除审委会“判而不审”的案件讨论和裁决制度。针对采用刑事合议庭审理的案件,我国应当明确只有合议庭才是案件审判的主体和承担司法责任的主体,其任何一名成员都不能承担案件的主要责任,各成员应承担平等的审判责任。应重新构建法官伦理责任模式的追责机构,优化法官责任追责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