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苏州共出状元26人,占全国状元总数的22.8%,因而赢得了“状元之乡”的美称。在这26位状元中有14人有着移民背景,其中又有7人来自徽州；而徽州在清代也出了19名状元,本籍的只有4人,15人是寄籍状元,其中寄籍在苏州的就有7人。反映了清代“徽州人”更容易在“苏州”中状元的情况。本文选择7名徽州迁苏状元中的一个——桂林洪氏作为研究个案,从家族本身和苏州地域文化两个方面进行探讨。揭示桂林洪氏作为宦居徽州的中原士族,一直保持着重视教育科举的家族文化传统,并通过宗族的鼓励和族商的支持,使家族教育发达,科第蝉联,万历年间更因“一门五进士”而成为科举家族。苏州在北方中原士族不断南迁的影响下,社会风尚由武转文,行为方式“率渐于礼”,至明清视为“土产”,逐渐形成了“状元文化”。桂林洪氏在经商迁苏之后,其重视教育科举的家族文化传统与苏州的状元文化相融合,由洪钧高中同治戊辰科状元,进而形成为状元家族。以状元家族为媒介,苏徽两地保持了频繁的区域互动：一方面将徽州本土的宗族制度移植到苏州：设祠堂、置义庄,建立宗族组织缓和了社会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为苏州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将苏州重视教育科举的主体文化传回徽州,强化了家族业儒应举的传统,而部分商业利润输回故里,用于建祠堂、修家谱、置义田和设义庄,进一步强化了徽州本土的宗族意识和宗族制度,通过对迁苏洪氏承继问题的干涉,又影响了苏州洪氏的家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