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然而却出现与经济增长速度完全相反的情况，即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2003年城乡收入差距达到3.24∶1，如何把城市居民所获得其他补贴计算在内，城乡真实收入差距将高达1∶6。无论是3.24∶1还是6∶1，都属于世界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经济改革的中心开始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经济机遇的可能随之转移到城市。1978年中国农村制度改革虽然促使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但却未能根本触及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城乡和地域的利益分配等级关系。户籍制度的关隘阻挡了农民及时跟踪经济机遇迁移的可能，从而失去了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 毫无疑问，农村的贫困并不是农民的错，而是由政府强烈的城市偏好的政策导向所导致的结果。这种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是以1953-1957年国家对农村的制度安排为逻辑起点，即以国家发展战略为链头而引发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组成的因果链。从国家战略选择到统购统销制度的安排，再到集体化制度的确立，最后到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的形成之间存在一种逻辑推进的关系。 当户籍制度成为城乡不同的利益分配依据时，也就会形成了某种在现存体制中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对这种制度有着继续推行的强烈需求，从而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形成了路径依赖。这是当前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农民无法分享经济增长好处最主要的障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