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内在要求,而研发则是实现创新的必由之路,只有持续提高创新效率,中国才可能完成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为了促进创新发展,研发活动是基础,更是攻坚难点。在此背景下,研发投入就显得至关重要。从研发投入的要素构成角度来看,可分为经费投入和人员投入。随着多样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并不唯一。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导致结论不一致的原因是未充分考虑两者关系的限制条件和影响因素。高技术企业研发活动的开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环境,而我国各地区的制度环境受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深入探讨制度环境对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从制度环境视角切入,基于资源基础观、制度基础观和人力资源理论,深入研究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根据所有制性质,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研究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制度环境对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影响。具体来说,主要研究问题如下:研发投入的两个维度(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制度环境的三个维度(金融发展水平、政府干预程度、法制化水平)对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制度环境调节作用的差异。本文在研究方法选取上,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实证分析发和比较研究法。首先,通过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以构建概念模型。然后,以2012-2015年374家制造业高技术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STATA14.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检验理论框架模型和研究假设,并得出以下结论:(1)研发投入与高技术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存在滞后效应,滞后期为两年;(2)金融发展水平在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且金融发展水平对研发经费投入与创新绩效的正向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3)政府干预程度在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负向调节作用,但在非国有企业中政府干预程度在研发经费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4)法制化水平在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且法制化水平对研发经费投入与创新绩效的正向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最后,根据本文的实证结果,从制度环境视角出发,对高技术企业和政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指出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