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前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可视为兑现人口红利的过程。然而,2010年以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出现逆转,传统人口红利式微。在此背景下,有效提高劳动力供给数量,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保证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劳动力供给质量的提升能够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创新水平,减缓传统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不利影响,为中国经济构造新的增长点。显然,如何持续保障充足的、高质量的劳动力供给是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亟待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鉴于此,深入考察劳动力供给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因素,显得尤为重要。劳动力供给数量和质量均具有丰富的内涵。基于我国当前的现实背景及人力资本相关理论,本文选取劳动参与率反映劳动力供给数量,并选取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反映劳动力供给质量。劳动参与率在微观层面上体现为居民劳动参与决策。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反映教育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在中国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情境下,外部人力资本流入成为区域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因此,教育人力资本直接受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健康人力资本主要体现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方面,直接受个体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总之,影响居民个体行为决策的社会经济因素必然对劳动力供给数量和质量产生深远影响。作为影响居民个体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中国的房价（本文特指住房售卖价格）由于住房自有率偏高、房产占家庭总资产比重偏高、居民房价支付能力较弱及居民部门杠杆率偏高等原因,导致其变化对居民家庭（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愈渐显著。那么,房价变化对劳动力供给数量和质量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显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有助于深化对房价变化的社会经济效应的认识,又有助于识别劳动力供给变化过程中的房价作用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对现有文献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在房价影响劳动力供给数量和质量,还是在更具体的房价影响居民劳动参与、影响教育人力资本和影响健康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中,都还存在理论解释力度和实证思路方法等方面的不足,这既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客观空间,又进一步说明了本文研究的必要性。劳动力再生产的正常进行是保证一定数量和质量劳动力供给的前提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可化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马克思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分析表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表现为劳动者对生活资料的消费过程。显然,影响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生活资料消费的因素,都会影响劳动力再生产的正常进行,进而影响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因此,房价变化必然通过影响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住房生活资料及除住房以外其他生活资料的消费,进而影响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家庭理性集体决策理论、推拉理论以及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能够更具体地解释房价变化对居民劳动参与、教育人力资本以及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根据家庭理性集体决策理论,居民劳动参与行为会根据房价变化进行相应的反向调整,房价上涨影响居民劳动参与的路径至少包括财富效应、房奴效应和遗产动机这三条路径。按照推拉理论,房价通过对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力流动施加不同程度的“推力”和“拉力”,进而影响区域教育人力资本。依据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房价变化会通过影响个体所能直接购买的住房商品（服务）及可用于健康投资的总财富,进而影响个体健康人力资本存量。中国房价的变化轨迹及其影响劳动力供给的特征事实,为实证房价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奠定了现实基础。中国房地产市场相关制度和调控政策是驱动中国房价变化的重要机制,自1998年停止住房实物分配从而全面实施住房市场化以来,中国房价整体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房地产市场区域分化较为明显,总体表现为一线城市房价涨幅最大,二线城市次之,三线城市最小,此外,绝大多数城市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房价支付困难。有关房价与劳动力供给数量和质量关系的现实表现表明,房价与居民劳动参与率间呈现出反向联动关系。各地区整体上表现为房价与高学历劳动力占比间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当房价水平过高后,房价继续上涨对地区劳动力受教育结构优化,教育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可能有害无利。在房价高企的环境下,“买房难”成为城市劳动力的主要压力来源,高房价可能对劳动力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在分析中国房价变化影响劳动力供给现状及特征事实的基础上,本文利用来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等大型微观调查数据库,以及《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EPS和教育部等平台的宏微观数据,通过使用线性概率模型（LPM）、二值选择模型（Probit和Bi Probit）、条件混合过程估计（CMP）、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IV）、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基于Bootstrap的检验、调节效应模型、熵值法及集中指数法（CI）等计量分析方法,分别从居民劳动参与决策角度实证了房价对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影响,从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角度实证了房价对劳动力供给质量的影响。根据以上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研究结论:第一,房价对劳动力供给数量和质量都具有显著影响。这一影响的存在不仅得到了理论分析的支持,而且其显著性都得到了三部分实证的检验。第二,房价对居民劳动参与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一负向影响存在家庭内部性别、教育程度以及年龄异质性,其影响路径包含自有住房财富效应、父母房产带来的额外财富效应、房奴效应以及遗产动机,其中,自有住房财富效应和父母房产带来的额外财富效应均会使居民劳动参与概率下降,而房奴效应和遗产动机则会弱化这两类财富效应的负面影响。第三,房价对区域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呈U型变动趋势。同时,区域重点高校数量对房价与区域教育人力资本关系产生了调节作用,当区域重点高校数量较多时,区域教育人力资本对房价变化的敏感性有所下降。第四,房价上涨对不同居民群体的身心健康产生不同影响。对于无住房困难、无住房支付压力及住房财富较多的相对住房优势群体而言,房价上涨有利于其身体健康;对于住房财富较少的群体,房价上涨不利于其心理健康,且相对于无住房困难、无住房支付压力群体,面临住房困难、面临住房支付压力群体的心理健康受到房价上涨的不利影响更大。此外,房价上涨会引发与住房财富相关的心理健康不平等。以上研究结论的实践意义,主要是调控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设计与建设应适当考虑劳动力供给因素、高房价城市应重视对高端人才住房支持政策的有效运用、对房价上涨引发的健康和健康不平等问题予以政策关注以便降低高房价对充足和高质量劳动力供给的不利影响等。本文的新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对主要分析房价与劳动力供给数量关系的研究现状有所突破。本文从劳动力供给数量和质量双重视角同时考察了房价变化的劳动力供给效应及作用机制,其之所以有新意,既因为现有同类文献鲜见这种双视角研究,也因为本文探索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理念在房价影响劳动力供给研究中的应用,且在同类研究中还较少见。（2）在实证分析中的多个细节上尝试了与现有同类研究明显不同的处理思路和方法。一是在对房价影响居民劳动参与的实证时,运用Bi Probit模型联合考察了房价对夫妻劳动参与的影响,这明显有别于以往相关文献只孤立考察家庭成员劳动参与行为的思路,此外,在机制分析中对“父母房产未来可能归属于自己”的额外财富效应的实证也具有本文特色;二是在考察房价对区域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时,结合数学推导论证了地区重点高校数量在房价与教育人力资本间U型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同样是现有文献中所少见的;三是在论证房价与健康关系的基础上,借助集中指数法（CI）探讨了与住房财富相关的健康不平等问题,弥补了现有相关文献关于健康不平等问题研究的缺乏。（3）研究发现房价上涨不利于相对住房弱势群体的心理健康,且引发了与住房财富相关的心理健康不平等。其新意主要在于这一发现在现有相关文献中尚未见提及,同时,这一发现不仅关系到个人而且关系到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是在劳动力供给上贯彻高质量发展理念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但却尚未引起业界和学界的充分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