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4年第一批国家级经开区设立以来,走过三十余年发展历程的我国开发区已然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然而,作为与产业和经济增长有关的战略性制度空间,开发区与周边乡镇存在矛盾张力,这一张力是因为开发区实施特殊优惠政策和管理体制且带有明确界线,而周边乡镇则更多时候被边缘化为外围区域,由此开发区与周边乡镇“区镇割裂”现象问题不可避免,而其显著的存在于我国城市边缘开发区实例上。诚然,城市边缘开发区“区镇割裂”给开发区“示范、引领、辐射、带动”区域特别是周边乡镇发展和自身实践“第三次创业”,以及与周边乡镇共构和谐人地关系等诸多方面带来负面影响。从理论层面讲,城市边缘开发区“区镇割裂”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们所批判的不平衡地理发展,而从实践面向说,其又与国家在新时代倡导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相协调。鉴于此,对城市边缘开发区“区镇割裂”议题开展全面且深入研究尤显必要性。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逐步展开:首先,藉由空间生产理论,厘清政经力量作用下我国开发区空间生产内在逻辑,再结合城市边缘开发区研究对象,综合权力、资本、社会与空间逻辑关系,从社会空间视阈界定城市边缘开发区“区镇割裂”内涵外延与基本属性。然后,借鉴“概念三元组”方法论,探索性搭建一个由资本循环、权力景观、地方融入、地方感等多学科交叉知识构成的中国城市边缘开发区“区镇割裂”分析框架,并以温州国家级经开区为实证案例,审视开发区与周边乡镇的社会空间割裂演化特征。最后,在上述基础上,探析我国城市边缘开发区“区镇割裂”形成机理,进而探寻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语境下城市边缘开发区“区镇协调”对策建议。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城市边缘开发区与周边乡镇存在“区镇割裂”现象问题。经地域重构与尺度重组的城市边缘开发区,因在发展进程中更多聚焦于自身增长而相对忽视或边缘化紧邻乡镇,由此造成开发区与周边乡镇的不平衡地理发展,也即城市边缘开发区“区镇割裂”现象问题。而根据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关于“（社会）空间是（社会）产物”的叙事话语,城市边缘开发区的这种“区镇割裂”意指社会空间连续体的断裂,其突出表现在空间功能、地理景观、地方情感等社会空间向度上;且与此同时,城市边缘开发区“区镇割裂”存在社会空间性、空间位置性、集聚阴影性、时序阶段性等基本属性特征。（2）温州经开区“区镇割裂”呈现空间三元辩证演化特征。其一,空间的表征方面,地方政府主导温州经开区空间功能由单一经济指标功能工业区向多功能综合性产业区并进一步向创新型科技新城演进,以此迎合资本三重循环对空间属性的动态要求,而周边街道被规制为辅助性功能区域,未得到资本的青睐。其二,空间的实践方面,经开区与周边街道的地理景观被重置为“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即前者原有自然空间经创造性破坏成为“前沿地带”,后者被边缘化为城乡混杂的半城市化“功能性景观”。其三,表征的空间方面,经开区流动人口于周边街道存在地方融入困境,周边街道本地居民对经开区存在地方感消弭。（3）城市增长联盟致使城市边缘开发区“区镇割裂”发展。在经济与政治倾向于汇合的新自由城市主义中,城市边缘开发区“区镇割裂”基本问题嵌套在权力、资本与社会三者构成的复杂矩阵之中。也就是说,为达成政治任务中的经济增长目标,企业化地方政府以准市场主体身份通过土地资源垄断、管委会治理和城市与产业规划等空间管理与政策方式,与需要在稳定性空间中进行积累的资本缔结成城市增长联盟,共促开发区空间生产。如此,开发区成为前沿的全球化空间,而周边乡镇囿于开发区发展需要,被权力规制、资本抛弃为外围区域;而进一步的,这一空间结构与机制影响周边居民的地方情感。（4）社会空间连续体再构成为城市边缘开发区“区镇割裂”响应对策。城市边缘开发区“区镇割裂”可谓空间不协调或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类型之一,而不平衡地理秩序是资本积累内在矛盾在空间的表现,可以说不可避免,因此促进空间“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城市边缘开发区与周边乡镇协调发展需要正确处理“资本逻辑”和“空间逻辑”之间关系、城市空间权利分配、发展成果共享等相关议题,而涉及到具体对策上,则包括树立城市空间正义发展观、整合管理体制、优化区与镇之间功能分工与要素配置、促进流动人口地方融入、营造本地居民全球地方感。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和贡献有:（1）藉由“（社会）空间是（社会）产物”理论,从空间政治经济与日常生活实践两者辩证统一的视角,条分缕析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边缘开发区“区镇割裂”现象问题,这弥合了空间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实践两种研究范式之间的二元分野;（2）援引“概念三元组”方法论,探索性构建多面向的城市边缘开发区“区镇割裂”分析框架,这弥补了既有开发区相关研究偏重经济维度、相对忽视社会文化面向的缺憾,同时也为其它小尺度空间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研究提供可鉴模板;（3）基于温州国家级经开区案例,发现中国独特政治和制度下的地方政府在服务市场的同时,也试图利用市场手段或通过市场行事来解决城市发展矛盾问题,这修正了空间生产理论中政府总是服务资本积累的叙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