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将官文书的传递称为“行书”。秦汉时期的文书传递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包含与文书传递相关的传送程序、记录制作、管理机构以及律令规定等多个方面。其中,在文书传递过程中,为记录文书传递各个程序而形成的简牍材料即是行书文书。行书文书是文书传递各个阶段形成的记录文书之总称,根据文书传递阶段的不同,可分为形成于文书签发阶段的“奏封记录”、中转传行阶段的“传行记录”、文书签收阶段的“启封记录”。三类行书文书在物质形态与文本形态差异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其中又以传行记录简内部存在的物质及文本形态差异最为明显。传行记录的形态差异包括多面书写、刻齿等,文本差异包括一般差异、个体差异、以及符号使用等。本文认为其差异的形成与文书传递具有较高不确定性及时效性要求有关,与文书传递的程序关系密切。既有研究将西北汉简所见与文书中转传行有关的记录文书都为“邮书刺”。本文认为具有多样形态差异的传行记录简产生于文书传递的过程中,经整理后形成用于呈报的简牍,即简牍材料所见“邮书刺”。简牍材料可见传行记录经整理的现象,这一整理是从隧等直接参与文书传递工作的各机构开始进行的,本文认为传行记录部分钩校符即是形成于此过程中的,此类钩校形成于文书审校的阶段,此阶段的文书已为呈报的文书形态,即为简牍材料所说的邮书刺。参考簿籍类文书册的结构和简牍材料所见散简,邮书刺文书册的形态结构得以复原。本文认为传行记录的形态差异与机构间文书传递程序的沟通,以及机构内文书传递程序的执行的关系密切。形成于文书的传递阶段中的形态差异,是因其在文书传递的过程中承担了相应的职能。在进入文书审校阶段后,传行记录会经校核整理形成呈报文书,继而失去官文书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