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依托低成本优势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但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退和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产能过剩等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随着中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的一种重要途径。国内外学者针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已获得大量的研究成果,还有少数研究关注到产能过剩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但目前还缺乏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探究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产能过剩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这为本研究提供了相应的研究空间。本文首先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产能利用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实现机制;接着基于协整法测算我国2003-2016年地区-行业层面生产环节的产能利用率,并根据供需不平衡的现实特征,利用需求侧产能利用率对其进行修正,以准确衡量各地区-行业产能过剩情况,并对各地区、行业产能过剩现象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产能过剩地区多集中于中西部,重工业密集地区和国有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产能过剩更为严重,从行业层面来看,除政府认定的垄断性行业外,部分竞争性行业也出现产能过剩现象;最后,本文采用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的方法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能有效化解产能过剩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并选择贸易开放度、外资依存度、投资比重、创新补贴和政府干预度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对外直接投资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产能过剩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正向调节产能利用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替换核心变量测算指标和剔除部分样本以后,结果依然稳健。在异质性检验部分,本文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改善作用在西部地区、国企比重高的地区和重工业密集度低的地区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可通过促进创新、提高市场需求和改善要素扭曲三大机制调节产能利用率,改善产能过剩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抑制,最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本文的启示在于:第一,在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政府相关部门应该为企业国际投资活动营造良好的内部环境,积极鼓励企业,特别是产能过剩严重的企业“走出去”,加强国际产能合作,逐步淘汰国内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第二,消除所有制歧视,加快国企改革;第三,减少政府干预,推进市场化建设进程,使市场在资源有效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减少不合理的政府干预,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第四,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竞争性引资监管,规范行业竞争秩序,加强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消除隐性壁垒;第五,改善企业融资环境,通过税收、信贷等相关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予以相应支持,提高我国企业研发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缓解产能过剩,降低国内发展压力,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