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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监管机构更加注重对上市公司的持续监管及压实中介机构的主体责任。证券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和财务信息的重要提供者,其调研走访、投资荐股等行为能否发挥外部治理效应备受关注。但目前国内有关分析师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其行为特征及荐股效应,对其治理效应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基于股权激励方案设计与高管自利行为的密切关系,研究分析师跟踪对股权激励方案设计中高管自利行为的外部治理作用及其效果。本文根据分析师治理和高管股权激励的相关理论假说,将分析师跟踪、股权激励方案设计中的高管自利行为与股权激励效果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选取2011年至2015年沪深A股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Order Probit模型、逐步回归法等对三者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本文首先研究了分析师跟踪对股权激励效果的影响,进而探讨了分析师跟踪与股权激励方案设计中高管自利行为之间的关系,最后揭示高管自利行为在分析师跟踪与股权激励效果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及效应。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第一,分析师跟踪与股权激励效果负相关,即分析师跟踪强度越高,股权激励效果越差;第二,分析师跟踪会强化股权激励方案设计中的高管自利行为。股权激励方案发布期间,分析师更倾向于配合高管实施股权激励。在分析师的配合下,股权激励方案设计中的高管自利行为更加严重,股权激励方案的福利化水平明显提升;第三,股权激励方案设计中的高管自利行为在分析师跟踪与股权激励效果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此外,本文的研究还发现:(1)高管主要是通过降低股权激励考核指标的标准达到自利目的;(2)高管权力越大,高管在股权激励中的自利行为越明显;(3)分析师的独立性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分析师的外部治理作用会产生影响。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1)完善分析师利益冲突防范机制,充分发挥分析师声誉机制的作用;(2)成立独立审查委员会,加强对股权激励方案的审查;(3)加强对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监管,促成高管“不敢乱为”的监管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