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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依赖于低价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扩大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规模，为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阶段，以往依赖于中低端劳动力供给数量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正在失去活力，劳动力供给短缺和结构性不匹配问题逐渐显现，劳动力市场的搜寻摩擦作用也正在不断加大，有关搜寻摩擦作用和劳动力供给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日益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当局的重要研究主题。但是，纵观国内外既有研究可以发现，目前还鲜有同时将搜寻摩擦、劳动力供给与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置于统一分析框架的文献，对搜寻摩擦和劳动力供给的宏观经济效应的研究也尚缺乏系统性。有鉴于此，本文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搜寻摩擦视角下劳动力供给的宏观经济效应。这不仅丰富了相关经济学理论，而且还能够为政府制定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因此，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首先，在系统梳理和总结有关搜寻摩擦视角下劳动力供给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基础上，通过构建包含搜寻摩擦和同质性劳动力供给特征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考察了搜寻摩擦视角下同质性劳动力供给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发现，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工资粘性现象，市场的搜寻摩擦和分离作用较强，且这一作用更多地来源于企业内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冲击作用。劳动生产率冲击可以解释约15%的产出波动，对就业和岗位空缺等主要劳动力市场变量波动方差的贡献基本都在50%以上。与无劳动生产率冲击和工资粘性模型相比，基准模型下劳动生产率冲击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更大，对工资的影响更温和；工资粘性和劳动生产率冲击同时作用时能够加深货币政策等外生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市场中工资粘性程度越高，社会福利损失越大；劳动生产率冲击造成的直接福利损失较低，但其通过增强外生冲击作用所带来的间接福利损失较高。
其次，通过将劳动力供给区分为同质性劳动力供给和异质性劳动力供给，构建了包含搜寻摩擦和异质性劳动力供给特征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分析了搜寻摩擦视角下异质性劳动力供给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发现，同时包含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粘性的一般均衡模型在刻画我国经济波动时要明显优于同质性劳动力供给和无工资粘性模型，尤其是在经济平稳时期。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粘性均能够放大技术冲击和投资冲击对经济波动的作用，对货币政策冲击的放大作用十分有限，而且在无工资粘性和非异质性劳动力供给情形下，投资冲击的贡献度变小，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的贡献度变大。异质性劳动力供给通过工人的搜寻效率和失业持续时间来放大外部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而工资粘性则通过工人议价能力和均衡纳什剩余价值来放大技术冲击的作用。
再次，通过进一步将财政政策工具纳入一个同时包含搜寻摩擦和劳动力供给因素的DSGE模型，研究了搜寻摩擦下劳动力供给对最优结构性财政政策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积极型财政政策能在短期挤入经济，但不同财政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在三类财政支出工具中，增加政府消费性支出对产出挤入的持续时间最短，而政府投资性支出对经济的挤入效应最为明显，但长期来看对市场就业和产出的挤出效应也更大。相比之下，增加转移支付长期内既不会对私人总消费形成挤出，亦不至于明显挤出总就业和产出。对三类税收政策而言，实施消费减税政策能在长期内挤入家庭消费，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产出和就业，而对劳动减税能够在短期内大幅挤入家庭就业，但对产出和家庭消费的挤入作用相对较弱。相对而言，对资本进行减税既能更长时间大幅度挤入宏观经济，亦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家庭的长期消费和就业。
另外，与同质性劳动力供给模型相比，异质性劳动力供给情形下财政政策的挤入作用更显著，有效性也更强，其主要通过改变家庭边际效用倾向和利率水平来影响家庭的消费和投资，并最终传播和放大财政政策冲击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无论是在哪种模型情形下，整体而言，财政支出工具的社会福利效应大于财政税收工具，而且与同质性劳动力供给模型相比，异质性劳动力供给模型下财政政策工具的整体社会福利效应更大。异质性劳动力供给行为能够对财政政策工具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效应同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工具的最优性选择，并且在异质性劳动力供给条件下，资本税收和政府投资工具更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政府转移支付和劳动税收工具的经济稳定效应更强。
最后，通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搜寻摩擦、劳动力供给与货币政策冲击的DSGE模型，对搜寻摩擦视角下劳动力供给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进行探讨。结果发现，与同时包含搜寻摩擦、同质性劳动力供给与货币政策冲击的模型相比，包含搜寻摩擦、异质性劳动力供给与货币政策冲击的模型下产出和就业的波动幅度更大，而居民消费的波动幅度取决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综合作用大小。异质性劳动力供给主要通过利率和工资等价格渠道以及边际消费倾向影响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进而影响家庭的消费和就业，最终传播外生冲击对整个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异质性劳动力供给会导致更多的社会福利损失，降低货币政策有效性；相对于数量型货币政策，结构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两个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参数的反应更加明显。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消除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各种制度障碍和建立灵活的工资调整机制等方式减轻劳动力市场搜寻摩擦作用，通过促进劳动力供给扩量增质、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就业保护和保障制度等途径消除劳动力供给因素冲击作用，通过重视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对财政政策冲击的传播和放大作用、疏通货币政策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传播渠道等方式消除劳动力供给因素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不利影响，以推动我国经济平稳持续健康发展。
首先，在系统梳理和总结有关搜寻摩擦视角下劳动力供给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基础上，通过构建包含搜寻摩擦和同质性劳动力供给特征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考察了搜寻摩擦视角下同质性劳动力供给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发现，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工资粘性现象，市场的搜寻摩擦和分离作用较强，且这一作用更多地来源于企业内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冲击作用。劳动生产率冲击可以解释约15%的产出波动，对就业和岗位空缺等主要劳动力市场变量波动方差的贡献基本都在50%以上。与无劳动生产率冲击和工资粘性模型相比，基准模型下劳动生产率冲击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更大，对工资的影响更温和；工资粘性和劳动生产率冲击同时作用时能够加深货币政策等外生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市场中工资粘性程度越高，社会福利损失越大；劳动生产率冲击造成的直接福利损失较低，但其通过增强外生冲击作用所带来的间接福利损失较高。
其次，通过将劳动力供给区分为同质性劳动力供给和异质性劳动力供给，构建了包含搜寻摩擦和异质性劳动力供给特征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分析了搜寻摩擦视角下异质性劳动力供给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发现，同时包含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粘性的一般均衡模型在刻画我国经济波动时要明显优于同质性劳动力供给和无工资粘性模型，尤其是在经济平稳时期。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粘性均能够放大技术冲击和投资冲击对经济波动的作用，对货币政策冲击的放大作用十分有限，而且在无工资粘性和非异质性劳动力供给情形下，投资冲击的贡献度变小，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的贡献度变大。异质性劳动力供给通过工人的搜寻效率和失业持续时间来放大外部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而工资粘性则通过工人议价能力和均衡纳什剩余价值来放大技术冲击的作用。
再次，通过进一步将财政政策工具纳入一个同时包含搜寻摩擦和劳动力供给因素的DSGE模型，研究了搜寻摩擦下劳动力供给对最优结构性财政政策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积极型财政政策能在短期挤入经济，但不同财政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在三类财政支出工具中，增加政府消费性支出对产出挤入的持续时间最短，而政府投资性支出对经济的挤入效应最为明显，但长期来看对市场就业和产出的挤出效应也更大。相比之下，增加转移支付长期内既不会对私人总消费形成挤出，亦不至于明显挤出总就业和产出。对三类税收政策而言，实施消费减税政策能在长期内挤入家庭消费，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产出和就业，而对劳动减税能够在短期内大幅挤入家庭就业，但对产出和家庭消费的挤入作用相对较弱。相对而言，对资本进行减税既能更长时间大幅度挤入宏观经济，亦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家庭的长期消费和就业。
另外，与同质性劳动力供给模型相比，异质性劳动力供给情形下财政政策的挤入作用更显著，有效性也更强，其主要通过改变家庭边际效用倾向和利率水平来影响家庭的消费和投资，并最终传播和放大财政政策冲击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无论是在哪种模型情形下，整体而言，财政支出工具的社会福利效应大于财政税收工具，而且与同质性劳动力供给模型相比，异质性劳动力供给模型下财政政策工具的整体社会福利效应更大。异质性劳动力供给行为能够对财政政策工具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效应同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工具的最优性选择，并且在异质性劳动力供给条件下，资本税收和政府投资工具更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政府转移支付和劳动税收工具的经济稳定效应更强。
最后，通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搜寻摩擦、劳动力供给与货币政策冲击的DSGE模型，对搜寻摩擦视角下劳动力供给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进行探讨。结果发现，与同时包含搜寻摩擦、同质性劳动力供给与货币政策冲击的模型相比，包含搜寻摩擦、异质性劳动力供给与货币政策冲击的模型下产出和就业的波动幅度更大，而居民消费的波动幅度取决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综合作用大小。异质性劳动力供给主要通过利率和工资等价格渠道以及边际消费倾向影响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进而影响家庭的消费和就业，最终传播外生冲击对整个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异质性劳动力供给会导致更多的社会福利损失，降低货币政策有效性；相对于数量型货币政策，结构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两个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参数的反应更加明显。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消除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各种制度障碍和建立灵活的工资调整机制等方式减轻劳动力市场搜寻摩擦作用，通过促进劳动力供给扩量增质、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就业保护和保障制度等途径消除劳动力供给因素冲击作用，通过重视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对财政政策冲击的传播和放大作用、疏通货币政策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传播渠道等方式消除劳动力供给因素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不利影响，以推动我国经济平稳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