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制度的成熟与完成期,而针对动物这一在中古社会生活中承担着多重功能的对象集群,唐代在沿袭前朝的基础上建立了成熟的动物禁屠法律制度,其受到社会现实以及各种宗教思想流派的观念影响,具有着自身的制度特点,并为后世所沿袭。唐代的法律制度研究已非新鲜,然而对于动物相关法律制度的研究尚且未有系统梳理,相关论题的研究集中于环境史中的动物、诸家思想流派与动物伦理的关系以及对于其中涉及的行政机构以及马政、驿传等制度的梳理。故而在结合史料与法学研究方法视角下,唐代的动物禁屠法律制度存有诸多研究价值,或能给予如今的动物保护福利立法、反虐待立法予以法律文化的辨析价值。第一章追溯影响唐代动物禁屠法律制度的思想源流,而其中则以儒、佛、道三者为主要内容。佛家思想在唐代得到推崇,其奠定了对于动物“护生”的基调,而道家则融入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元素,儒家则以“天人合一”之传承为主线,将人与动物视为共存于同一道德世界中。三者之思想均为法律所吸收,成为法律原则与规则的来源。第二章则展开分析唐代动物禁屠制度中的畜牧动物禁屠,在根据唐代特殊的官方畜牧业以及民间对于畜牧动物的利用方式基础上,唐时建立了多元的畜牧动物禁屠形式。其中《唐律疏议》规定了对于牛马等畜牧动物的一般性禁屠性律文规定,此外根据禁屠目的不同,唐代禁屠还存在农祈禁屠、护生禁屠、节忌禁屠三种形式。第三章则首先以“土贡”制度以及三类代表性野生动物在唐代的分布、与人类活动之关系,从而探究唐代野生动物资源开发利用的纵向、横向关系是为动态、多元变动的。而在这种开发利用关系上,唐代建立了就地保护的禁猎制度以及迁地保护的禁苑制度,二者相互结合,构成野生动物禁屠制度。第四章则以动物禁屠制度的社会实施为研究线索,通过梳理《全唐文》、《文苑英华》等正史、笔记中相关的试判、拟判判文,从而分析出唐时动物禁屠制度已臻成熟,法律实施效果在唐前期属于较为严格,但后期由于中央机器的衰颓以及法令趋于冗杂,在实际法律施行中出现了与规定不符的状况。但无论何时,“以礼破律”的情况常存。第五章得出本文结论,动物作为中古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于道德教化、巩固秩序等原因,通过多样的法律形式被纳入到了法律秩序之中,动物禁屠制度的最终目的仍是维护封建国家阶级统治。但不可否认,这种制度的内核带有对于动物的道德关怀,此或为该制度所体现的传统法律文化内涵,能够为解决当今我国动物福利立法困境提供抽象继承借鉴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