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政策是我国对电信行业进行规制的主要手段，电信行业作为自然垄断行业主要是在政府的监管下运行。政府的管制政策成为电信行业发展重要的引领，当前仅仅依靠市场化的行为难以满足电信行业的发展需求。我国电信行业经历了数次改革，每一次无不是基于政府意志主导和电信管制部门的共同决策。而电信作为新兴的战略性行业，近年来对于电信管制政策的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聚焦的领域。综上，探讨管制政策对于电信行业的影响效果，分析新时期电信行业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带动作用，对电信行业管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促进行业升级，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创造价值。
　　论文以电信宏观管制政策作为研究对象，在对国内外学者研究进行整理与学习的基础上，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电信管制理论和公共利益等理论对电信管制政策的效果影响机理进行了探析。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首先对近十年电信行业管制政策文本进行归类比较，从管制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两个层面总结了我国电信管制政策的现状以及可能的趋势，结果显示命令型工具和激励型工具是我国电信管制中最多采用的，而管制政策的目标多以保护国家安全与利益和维护用户权益为主。随后搜集了2010-2018年电信行业的相关发展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建立了电信行业效率三阶段DEA模型，从分省市行业效率和整体行业效率比较分析电信管制政策的效果差异。从各阶段分省效率值分析结果中发现：我国电信行业发展不均衡现象仍然存在，其中西藏、青海、宁夏在近十年的电信行业效率较低，电信行业效率较高的省市主要分布在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从整体来看，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目标和维护市场公平的管制政策采取命令型工具的效果较好，其受环境因素的影响也较小，保护用户利益的目标采用激励型工具效果较好。
　　通过研究，建立VAR模型进一步确定了电信行业管制政策影响效果的关键因素，从结果可以得出，电信业务总量对宏观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正的冲击，电信管制是一个逐步放松的过程，采用激励型管制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大，政府在确定电信管制政策目标时应该偏向于考虑对经济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