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给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实现国际化经营战略的重要区位之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其分布范围广,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差异也比较大,合理的选择投资区位,最大程度的降低投资风险,是我国商业银行开展国际化经营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论文以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首先对商业银行国际化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通过分析四大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历程总结出四大行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化特点。基于商业银行国际化动因理论,分析了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区位选择的银行内部和东道国外部影响因素。在银行内部影响因素方面,选取银行国际化经营时间长度、银行总资产和银行净资产收益率三个指标为自变量,在东道国外部影响因素方面,选取我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额、东道国GDP水平等8个指标为自变量,然后以2008至2018年我国四大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设的分支机构为因变量分别建立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在银行内部影响因素方面,国际化经营经验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内部影响因素,资产规模对商业银行扩大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布局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银行的经营绩效对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影响不大。东道国影响因素方面,我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潜力对我国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我国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符合“追随客户”和“寻求市场”的动机。地理距离和东道国的金融集聚度与四大商业银行“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呈负相关,主要是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区位偏好所决定的。双边贸易额、东道国金融开放度、两国制度差异对目前四大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没有显著影响,且各因素在“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区域影响存在异质性。最后,结合实证分析结果对提升我国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际化水平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