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宁古塔满族叶赫勒氏家族、厉氏家族、乌苏氏家族与关氏家族的音乐认知研究（以下简称“‘满族四氏’音乐认知”）。对“‘满族四氏’音乐认知”的研究,能进一步了解和揭示“满族四氏”家族音乐活动发生的背后根源,以此可以更好地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少数民族的相关政策,以更好地发展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和信仰习俗。本文采用梅里亚姆的“概念—行为—声音”之认知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并结合此理论去诠释“‘满族四氏’音乐认知”的全过程;同时,通过胡塞尔现象学之意向性理论的相关分析,找到和补充了梅里亚姆认知模式中的“概念”,也即音乐“概念”的生成来源。继而透过奥托的理性和非理性的“概念”诠释,又从另一维度看到梅里亚姆三元理论中的“概念”表现的特殊形式和样态,即瞬间感悟和瞬间得到的态势,这些研究对于更深入的解读和认识“‘满族四氏’音乐认知”的活动,展开了一个更宽广的认识视野。本研究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讨论:第一,通过纵向的历史梳理,对宁古塔地区满族秧歌与祭祀活动进行历史概述;第二,通过横向的田野考察及观察,对宁古塔地区满族秧歌与祭祀活动及其他家族的仪式音乐作出个案实录。第三,提出满族叶赫勒氏家族的大秧歌音乐、关氏家族的仪式音乐、乌苏氏家族的仪式音乐以及厉氏家族的仪式音乐的认知模式,均沿着满族祖先之关于“三”的概念模式,于是才有了满族秧歌及祭祀的音乐行为,并进而产生了“老三点”的音乐形态结构这样一个完整的认知模式。笔者在此认知模式基础上,以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模式进行分析,将“概念”的来源进行了一个推进,也就是在梅里亚姆提出的“概念”的基础上,推进“概念”的生成来源,将“‘满族四氏’音乐认知”之根源做出解读。第四,在前人研究满族音乐之“老三点”基础上,通过鲁道夫·奥托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理论分析,捕捉“非理性”现象的表现,提出“变异式老三点”的音乐表现形态;提出满族仪式之“虎神祭”、“请佛爷”之“努密”现象表现,这种表现恰恰从一个全新的维度解释了“‘满族四氏’音乐认知”的一个独到特的获得方式及其表现方式。而且这种行为表现是以一种“被给予”的方式、“自显”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被给予”的东西就是满族音乐活动的.事情本身。第五,本研究提出满族仪式音乐的人与神“共处一室”以及“共处一体”的现象区别。上述研究均将满族秧歌及祭祀音乐的现象做出深入的探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向前推进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