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伴随改革红利的不断释放,中国城市发展日新月异。人口和资源也纷纷向城市聚集,城市规模随之扩大。研究发现,城市规模扩大可以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进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近年来,“城市病”问题愈演愈烈,在肯定集聚效应对于城市建设积极影响的同时,相关城市发展成本问题同样值得关注。以大城市为典型,其所面临的环境污染、交通成本等问题一定程度上掣肘了地区经济发展。城市规模过大所导致的相关外部成本加大,往往并不利于城市发展。当下中国城市结构两极分化趋势明显,大城市在人才及资源方面优势突出,而小城市发展举步维艰。中国的城市发展呈现出“马太效应”。结合大城市可能出现集聚不经济的现实,考虑到资源配置效率对于企业生产率提升的重要作用,本文从资源配置角度出发,探讨大城市在资源配置方面是否仍具有规模优势?如果大城市在资源配置方面并无优势,甚至资源错配更为严重,那么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的今天,中国中小城市应如何发展?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试图找寻城市规模与中国工业企业资源错配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这一关联背后的制度原因,进而为激励中国经济发展建言献策。本文主要从城市空间的视角出发,在利用OP分解方法对城市工业企业资源错配程度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城市规模与资源错配之间的关系,试图对所得结论进行解释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政府干预强度对城市规模的资源配置效应的影响,进而明确城市规模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在资源配置方面,中国大城市并不具备资源配置优势,城市规模在缓解工业企业资源错配程度上并没有发挥明显作用。中国城市的资源错配水平与其规模呈现倒U型关系。第二,政府行为对城市规模的资源配置效应确有影响,而以行政级别为代表的政府行为会导致城市资源错配程度加大。可见,政府“偏爱”在催生更大城市时,也会加大相应城市工业企业的资源错配程度。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仍然显著。第三,城市规模对其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具体为当政府干预力度较弱时,城市规模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但当政府干预力度变强之后,城市规模的资源配置效应不再呈现。考虑到政府在招商引资以及政策扶持方面的优势,适度的政府干预对地区资源配置并无大碍。因此,界定清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使其在引领发展走向的同时,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激励尤为重要。第四,充分肯定了中小城市的发展潜力。呼应了国家“严格控制大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战略方针。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启示:资源配置效率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城市资源错配问题值得关注。为了充分发挥城市规模的资源配置效应,理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让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更好地借力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来促进城市建设与发展尤为重要。具体来说,考虑到城市规模与地区资源配置效率间的正向关联,继续推进城镇化建设较为可行。同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肯定大城市发展优势的同时,应明确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助力城市发展的同时,更应避免矫枉过正,适得其反。此外,为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提升中小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考衡并发掘中小城镇资源禀赋较为可行。总体上本文研究表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间的关系,降低地区资源错配程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可能是激励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剂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