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资本市场成立时间较晚,上市公司上市时间普遍较短,普遍存在一个控股股东,因此我国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即第二类代理问题。关于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以往文献较多地以“大股东侵占”假说为基础,相应地大量经验证据集聚在大股东的掏空、侵占等行为,这也导致以往文献相应地忽视了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约束作用。然而,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由于各种原因部分上市公司已经出现了无实际控制人的局面:2008年,沪深A股无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29家,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1.81%;但截至2019年,沪深A股无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已增加至244家,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6.43%。那么,无实际控制人下失去权力制衡的上市公司高管是否更容易侵害所有者利益呢?换而言之,无实际控制人的上市公司作为“无主公司”,是否存在更严重的一类代理问题?更具体地来讲,作为缓解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代理问题的高管薪酬契约,在无实际控制人状态下其激励性和有效性是否降低?本文在梳理和评述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分析并检验了无实际控制人下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契约基本情况,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有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无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的薪酬业绩敏感性降低、薪酬契约有效性被弱化。由此可见,在无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公司股权结构分散,大股东缺乏动力监督管理层,管理层权力过大。在此情形下,高管人员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影响或控制董事会,当高管的这一权力越大,权力寻租的可能性越高,额外报酬也越多,导致这类公司的第一类代理问题更加严重。为了进一步揭示无实际控制人下企业高管的薪酬契约被弱化的内在机制,本文选择以无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科华生物作为典型案例研究对象。科华生物（股票代码:002022.SZ）创建于1981年,2004年上市,但2014年随着机构投资入驻、部分共同控制人退出,公司自此进入“无实际控制人”状态。在无实际控制人下,科华生物的高管频频变更,经理层人员动荡,为了留住国际化人才,公司开出的高管薪酬越来越高,甚至和业绩脱钩。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的在职消费披露逐渐模糊,但仍能看出在职消费等大幅增加的趋势;公司并购的规模大幅增加,但其中低效率的并购活动也增多。由此可见,在缺乏控股股东“兜底”的情况下,高管的权力很难被约束,他们会通过在职消费、低效率并购等方式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一类代理问题确实很严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无实际控制人的上市公司因为管理层缺乏控股股东监督,管理层权力过大,存在更严重的第一类代理问题。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从理论上看,我国资本市场日渐成熟,随着企业的创始大股东逐渐退出,无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将会越来越多。那么,相应地我们就必须关注这一类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中的代理问题是否会呈现新的特征。本文所提供的经验证据,既表明无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普遍开始出现更恶化的第一类代理问题的现象（Jensen and Meckling,1976;Jensen and Murphy,1990;Watts and Zimmerman,1990;吕长江和赵宇恒,2008;权小锋等,2010;陈震和丁忠明,2011;方军雄,2011;王清刚和胡亚军,2011;刘星和徐光伟,2012;张铁铸和沙曼,2014）,也恰好反证了控股股东确实可以通过制约管理层权力,缓解公司一类代理问题（La Porta et al.,1999;李增泉等,2004;余明桂等,2007;贺建刚等,2010;林乐等,2013;潘红波和张哲,2019）。从现实上看,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无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将会出现,如何在无实际控制人下平衡股东和管理层的关系将是此类上市公司关键的治理问题。本文的经验证据也为如何缓解其逐渐凸显的第一类代理问题,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