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工业化的飞速发展,以资源短缺、能源告急、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为标志的生态危机逐渐演化为困扰和制约人类发展的瓶颈。生态资源的稀缺性和生态危机的严峻性,使得生态正义问题逐渐被社会所关注,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但无论是以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为支撑的研究理念,还是以大工业——资本化为逻辑的发展理念,都无法彻底消弭人类中心主义的烙印。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不由得让我们将目光投向被誉为“雄踞人类思想高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探寻生态正义之道。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域中,生态正义属于“隐”性形态而非“显”性形态的存在,它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建构不断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发展具有理论的同步性。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初始时期所创作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乌培河谷来信》《国民经济学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雏形初步成型时期,所创作的《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再到世界观成熟完善时期的《资本论》《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人类学笔记》等,都对生态正义问题保持了持续性的深入思考。从人的双重生存合理性、人的双重关系同一性和基于生命的和谐共生性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生态非正义问题进行了直观记录和深度思考。在他们看来,生态非正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表现为自然界的报复（生态非正义的直观呈现）、生态异化（生态非正义的哲学抽象）、物质交换断裂（生态非正义的具体形式）、资本逻辑的全面介入（生态非正义的社会根源）等。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生态正义实现的基本路径,即主张以“废物循环”弥补资本逻辑在物质交换中造成的裂缝;以自然生产力取代资本化的社会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建立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的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实行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以科学方式合理支配自然,并对生态正义的理想图景进行了展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通过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消除商品生产、实现有计划地自觉地组织生产,终结了以生存为目的的斗争,人们对物的需要和享受失去了利己主义性质,与之相应,人的本质实现的复归,自然界实现的复活,失去纯粹的工具性,展示出价值的多样性,换言之,人、社会、自然之间的矛盾也才实现了真正的“解决”。可以说,这种以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正义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问题视域中的正义诉求,它涉及“人——自然——社会”三个行为主体,强调种际、人际、国际、代际主体间生态地位的平等性、生态权益的对等性、生态补偿的合理性,即在生态活动空间方面实现主体间各安其所、相得益彰;在生态资源分配方面实现利益共享、责任分担;在物质生产实践方面实现公平对待、有效参与。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结构一致,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也沿着三个逻辑维度展开,呈现为四种形式的生态正义,具体表现为沿着“作为一切存在物总和”自然的逻辑维度,生成“应然”或“本然”意义上的生态正义;沿着“作为人类活动环境”自然的逻辑维度,生成人类活动空间维度的生态正义;沿着“作为人类活动要素”自然的逻辑维度,生成生态资源维度的分配正义和以生产关系维度的生产正义。尽管生态正义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理论中处于隐性在场形态,但却依然难以掩饰其鲜明的理论特征。整体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是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辩证统一整体中予以明确阐释,体现出唯物辩证的整体性特征。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所关注的价值关系始终以人作为逻辑的起点、主线和归宿,体现出以人为本的主体性特征。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的主体性,也并非原则性意义上的抽象主体,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具有一定阶级立场的主体性,以立场分明的阶级性作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一贯坚持实践的理念和方法,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抽象的正义原则,将生态正义置于更具实际和可操作性的场域,找到了生态正义实现的阶级主体、生产方式抓手,分析了资本主义生态非正义的制度根源,体现出具体历史的实践性特征。这四个特征从理论的宏观视野、人学立场、社会的阶级解放及实践精神等四个维度,完整地涵盖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的精华,展示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的独特魅力。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正义观在生态问题上的理论拓展和批判延伸,是用马克思恩格斯正义观研究生态问题,尤其是基于生态的公平公正问题的应用和表现。今天的世界,相较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虽变化万千,但生态环境问题依然是人们关注的重中之重,实现生态正义,依然是人们正义追求的内容之一。我们应当在批判地吸收一切有价值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基础上,丰富、发展和创新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从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出发,建构起适应人类生存境遇的生态正义理论,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解释力、引导力和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