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中子女数量的影响一直是劳动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由于子女数量增加会引起家庭中资源分配的改变，从而影响各个家庭成员的福利和决策。在目前已有的研究中，无论是理论模型还是实证研究都发现了家庭中子女数量对子女素质具有负面影响，即所谓的“数量-质量(QQ)权衡”问题；同时，也发现了生育对母亲劳动力市场绩效的负面影响。然而，孩子数量与家庭成员健康、工作等之间的因果关系比较难以得到。在“数量-质量(QQ)权衡”问题中，首先存在互为因果的问题：一方面，偏爱高质量孩子的父母往往家庭规模较小；另一方面，一个小规模的家庭可以让每个孩子有更多的资源，产生更好的结果。其次，生育期望的决定可能取决于现有孩子的质量，即若现有的孩子具有较高的质量，父母可能倾向再生更多的孩子。在子女数量对父母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这一问题中，关注自身职业的父母可能会具有较少的子女数量。因此，采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研究了儿童数量对其他家庭成员的影响是此类文章研究的关键。
　　虽然已有大量文献研究了子女数量对家庭成员的影响，但是由于不同的经济和社会背景，现有的证据可能不能概括到中国的环境中。例如，中国具有较为独特的计划生育政策，该政策不仅限制了家庭实际生育的子女数量，还影响了人们对子女数量的预期，因此其他没有生育限制的国家或地区中的结果是不适用与中国的。在2016年计划生育进一步放松到“二胎政策”后，子女数量的增加如何影响中国家庭在资源上的分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另外，中国的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都具有独特的特点。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虽然在物质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是思想上的变化依然较慢。虽然在性别上的平权运动已开展多年，尤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时宣传的“妇女能顶半边天”，较大地提高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中的地位，但不可否认传统思想仍深入人心。该传统思想还依旧体现在“重男轻女”的思想上，较大地影响了家庭中资源的分配情况。因此本文着重于中国的政策和文化背景，研究了子女数量与家庭中的第一个孩子的健康和营养状况以及父母劳动力市场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分为三章进行讨论，分别研究了孩子数量对第一胎的健康和营养状况的影响，孩子数量对父母劳动力市场绩效的影响，以及家庭内部的特征对这一关系有何影响，各章的主要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研究了中国农村家庭中第二个孩子的存在如何影响第一个孩子的身体状况和营养摄入情况。为得到该因果关系，本章使用计划生育政策来作为工具变量。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宽，农村家庭若只有一个女儿则可以生第二个孩子，这被称为“1.5孩政策”。然而，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是随省份和时间而变化的，本文在定义家庭是否满足放宽的计划生育政策时，同时考虑了不同时间和不同省份的计划生育政策。理由是，如果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所在社区的计划生育未放松，那么家庭生第二个孩子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本章采用1991-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样本仅限于有一个或两个孩子并且居住在农村的家庭。该家庭的第一个孩子在调查时的年龄需在6-17岁之间。为了比较不同年龄的儿童，本文使用标准化的儿童体重和身高。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结果表明，孩子数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头胎女孩的体重和身高，但不会降低头胎男孩的体重和身高。
　　本文又进一步解释了在营养摄入和食物选择如何解释第一个孩子较差的身高和体重。由于不同地区和年龄的饮食模式不同，本文分别使用来自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占总营养摄入百分比。基于同样的原因，本文得到了从食品成分表中提取的11种食品类别分别占总食品的百分比。和主要结果一样，第一个出生的男孩的营养摄入和食物消费没有受到家庭中孩子数量增加的影响。在两个孩子的家庭中，头胎女孩的体重和身高较低的原因可能为低脂肪、低蛋白质和高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模式。由此解释本章主要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饮食模式的改变。与独生子女相比，二孩家庭的头胎女孩往往摄入较少的高脂肪和高蛋白食物(如肉类、家禽和牛奶)。
　　本章的贡献如下。首先，本文是较早关注了一孩和二孩家庭，并研究二孩对第一胎身体测量结果影响。该方法排除了出生顺序的影响，也更适用于中国的生育政策背景。第二，本文最先研究了家庭规模对第一个孩子食物摄入的情况的影响。因为数据较难整理，之前文献较少研究详细的食物摄入情况。本文搜集了现有的三版食物成分表并逐项对比三个版本的不同，最终整理出可以整合不同版本数据的分类方法。第三，本文提供了由于计划生育的放宽而导致第一个出生的女孩福利损失的证据。
　　第二章研究家庭规模对父母劳动供给和职业声望得分的影响。职业声望反映了社会如何评价一项工作的社会地位；它通常用于对职业等级进行排序。高声望的工作通常意味着更高水平的职业技能、更高的潜在收入和更多的社会资源。为了确定生育与父母劳动力表现的因果关系，本章使用第一胎为双胞胎所导致的子女数量的外生增长。本章使用1990年台湾与中国大陆人口普查的数据，比较了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家庭规模对父母劳动供给与职业声望得分的影响。本章使用的样本仅限于核心家庭和非农业家庭。关注核心家庭的原因消除了家庭中其他亲属可能会分担父母抚养孩子的负担的影响；而限制农业人口的原因为，务农通常更容易与照看孩子结合起来，因为其工作时间是灵活的，所以父母可以在不放弃工作的情况下平衡工作和生活。本章的结果表明，子女数量的增加对母亲的劳动力供给有负面影响，但对父亲的劳动力供给没有影响。该结果在不同的变量定义下是稳健的。本章讨论了台湾与中国大陆结果差异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由于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由于台湾没有生育限制，台湾家庭的期望子女数量明显高于中国大陆；其次，1990年时职业流动在台湾是很常见现象，但在同时期的中国大陆，这种流动几乎是被禁止的，尤其是对于占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员工来说，工作为政府分配的而非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谋得的。
　　本章的贡献如下。首先，本文调查了孩子数量对父母职业声望的影响，这是一个在经济学领域较少讨论但十分有意义的话题。职业声望得分比收入和工作类型更能体现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因为具有负面特征的工作，比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工作，可以通过提高工资来补偿。该贡献的意义也体现在不同版本职业分类和国际通用职业声望得分的数据整合上。由于较少数据源直接提供职业声望得分，且台湾和中国大陆使用的职业分类表有所不同，本文将两个地区的职业分类统一整合为国际通用版职业分类，并与职业声望得分进行匹配。其次，本文比较了台湾和中国大陆两个具有相同中国文化背景的地区，以检验生育与父母职业声望得分之间的关系是否受预期生育的影响。第三，本章关注了父母在面临子女数量增加后的不同反应。
　　第三章在前一章的基础上，本章进一步验证了家庭特征在生育与父母劳动供给、声望得分关系中的作用。与第二章类似，本章使用第一胎为双胞胎所导致的子女数量的外生增长作为工具变量。另外，本章利用1990年和2000年中国数据研究了经济发展对父母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本章的主要结果利用1990年和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以及核心家庭和大家庭的样本，发现了在1990年生育会降低了母亲的劳动力供给，而在2000年生育更倾向于会降低母亲的职业声望得分。但子女数量的增加对父亲的劳动力市场绩效没有任何影响。然而，不同的家庭结构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本章发现大家庭中，即与祖父母一起生活的家庭中，母亲因为生育而放弃工作的可能性比在小家庭中更低，尤其是当她们与自己的母亲同住的时候。相反，大家庭中的父亲在子女数量增加后更有可能工作，这一现象也是在与自己的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更明显。这一结果可能是因为父亲作为养家糊口的角色具有更重的经济负担。本章通过重新分析农业户口家庭和非农业户口家庭之间的差异，进一步考察了与祖父母同住的优势和负担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在非农业家庭，与祖父母同住虽然可以缓解父母在工作上的压力，但同时带来了更大的经济负担；而在农村家庭与祖父母同住时的经济负担和优势相互抵消。
　　此外，我们还研究了配偶效应和孩子性别的影响。对于配偶对自身的影响方面，如果一个女性有高收入潜力的丈夫，她则更倾向于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照顾家庭上。但是，如果一个女性有低收入潜力的丈夫，她更可能为家庭的经济稳定而继续工作。对于男性来说，他们的劳动力市场结果可能会较少受到配偶的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限制。对于孩子性别的影响，父母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与同性孩子在一起，尤其是男性。因此，和只有女孩的家庭相比，有男孩的家庭的父亲有可能花更多时间在家庭中，母亲更可能工作；然而，如果一个家庭中有儿子，父母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稳定。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倾向于选择传统的性别分工一“男主外女主内”。因此，家庭中如果有男孩，父亲更可能工作而母亲会减少他们的劳动力市场参与。但是，在中国我们不得不考虑到父母会更关注对儿子的照顾和投资，因此如果家庭中有男孩，父母都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家庭中。本章的结果有三点发现：第一，如果丈夫有较好的工作，母亲更有可能辞职或降低职业声望以获得更多自由时间照顾孩子。但如果母亲放弃工作照顾孩子的机会成本变得越来越高，她们在决定是否改变自己当前工作时就会越少得参考配偶的工作。第二，在经济欠发达时，子女数量的增加可能对高水平父亲的职业发展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当在照顾家庭中具有外界帮助时，该负面影响就会大幅度减少，甚至会促进此类高水平父亲的职业发展。第三，重男轻女在父母的职业选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会较少地受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对母亲来说，她们更可能会把自己的时间用于照顾儿子。
　　本章的贡献如下。首先，较少研究考察了祖父母对生育和父母劳动力市场表现之间关系的影响。虽然之前的研究发现祖父母可以帮助做家务和照顾孩子来减轻父母的压力，但是老年父母也可能在经济和看护上带来新的压力。因此，本章研究家庭结构如何影响子女数量与父母劳动力市场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另外，由于本章具有较大的数据量，因此对大家庭进行了多重细分，不仅研究了与祖父母同住的影响，还研究了有祖母和没有祖母家庭的区别，以及祖母和外祖母的区别。第二，由于中国从1990年到2000年间具有快速的发展，使我们能够研究经济和社会变化在生育和父母劳动力市场表现之间的关系中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