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深刻转型,并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已经完成。与此同时,中国医疗服务业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自2009年启动新一轮医改以来,中国医疗服务业政府规制不断调整优化,提升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显著提高了中国居民的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但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医疗服务领域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此时研究中国医疗服务产业政府规制及其实施效果,对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和实现医疗服务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文献研究表明,国内外多将医疗机构作为微观研究对象,并对相关领域和区域的特定医院集群进行了有价值的实证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该类研究也存在下述不足:一是较少采用规范的方法对医疗服务产业进行多学科系统探讨,尤其是对医疗服务的产业经济学特征归纳和分析不足,尚未形成多学科交叉分析的理论框架。二是对中国医疗服务产业政府规制的历史演进、规制内容、规制工具和规制机构的梳理不够充分,未能全面总结中国医疗服务产业政府规制现状。三是缺少基于规制需求、规制演化和规制评价的逻辑分析,少有系统测算医疗服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系统验证政府规制效果的实证研究。基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针对调整政府规制优化中国医疗服务产业的现实需求,建立了“规制需求-规制演化-规制评价”的分析研究框架。规制需求关乎设计和实施政府规制促进中国医疗服务产业发展的动因,需要结合医疗服务产业特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其展开研究。规制演化是中国医疗服务产业中政府规制随时间、地点和条件变化的过程分析,需要结合中国医疗服务产业发展脉络,归纳该产业相关规制目标、规制内容和规制机构变化过程和内在机理。规制评价旨在回答中国医疗服务产业政府规制是否有效的问题,这需要在测算该产业的效率作为政府规制效果评价依据基础上,通过定量分析对政府规制进行系统验证。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概括如下:第一,政府规制促进医疗服务产业发展的必要性研究。先通过文献研究法和归纳演绎法对医疗服务产业和政府规制进行重新认识,讨论和归纳了医疗服务产业、政府规制和规制效果的基本定义,回顾了医疗服务产业政府规制需求、内容和效果评价的已有研究,以此作为本文的研究基础。再通过文献研究法、归纳演绎法和统计分析法对中国医疗服务产业属性、运营特征、供需特征和政府定位等产业特征进行分析;结合公共利益规制理论、利益集团规制理论和激励性规制理论讨论了中国医疗服务产业的政府规制理论依据,从提升该产业社会效益和供给均衡发展角度讨论了政府规制促进中国医疗服务产业发展的现实必要性。最后通过归纳演绎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医疗服务产业的政府规制进行纵向分析,归纳了该产业各演进阶段的特点和问题,总结了现阶段政府规制的内容和目标。第二,中国医疗服务产业政府规制有效性研究。先通过统计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对中国医疗服务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改进测评,结合现阶段政府规制目标,考虑了社会效益的重要性,重新构建了包括医疗服务数量、医疗质量、就医安全及病人负担等产出指标在内的全要素生产率评价体系,应用基于Malmquist指数的三阶段DEA模型对该产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检验和结构剖析,以此作为政府规制的效率评价依据;再通过多元回归法对中国医疗服务产业细分政府规制进行效果评价,系统搜集整理了不同年度不同省份医疗服务产业的相关数据,运用Tobit回归模型对该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将政府规制作为该产业影响因素的调节变量,检验政府规制对该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作用。第三,中国医疗服务产业政府规制的优化建议。先通过案例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医疗服务产业的现状、特点与问题进行了归纳,并总结了三个国家政府规制的现状和改革重点;再结合中国医疗服务产业新需求、现阶段政府规制实施效果和典型国家医疗服务产业政府规制经验,提出了完善该产业政府规制体系以及促进该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建议。主要的研究结论概括如下:第一,中国医疗服务产业面临新挑战。一是受人口老龄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中国人口健康面临巨大威胁。二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医疗服务需求不断提升。三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保持当前卫生支出水平的持续增长难以为继。中国的医疗服务产业需要通过系列改革应对诸多挑战。第二,政府规制促进医疗服务产业发展具有理论依据和现实需求。医疗服务产业具有社会和经济双重属性,决定其既受制于一般经济规律,又受制于其他相关规律。医疗服务供给具有专业性、医疗服务需求具有刚性、医疗服务结果具有不可逆转性的产业特征,导致医疗服务产业的经济主体具有内在逐利机制,可能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进而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单独或同时出现。中国医疗服务产业演进关联公共利益规制理论、利益集团规制理论和激励性规制理论,相关理论是本文研究医疗服务产业政府规制效果的重要依据,也为进一步完善政府规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通过梳理中国医疗服务产业的发展历史,发现政府规制在解决医疗服务需求、供给和费用支出的问题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医疗服务产业政府规制演化的效果需要科学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医疗服务产业的政府规制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全面规制到放松规制再到激励性规制,政府规制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断演进。尽管政府规制在不同阶段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该产业依然存在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和公益性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新医改以来,中国医疗服务产业虽然初步形成了较为全面的政府规制体系,但对各类政府规制的实施效果进行测评的机制尚未建立。第四,医疗服务产业改进后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作为政府规制效果的评价依据。该产业实施政府规制的初衷是提高效率和公平,结合该产业特征和政府规制目标的产业效率测评是政府规制效果评价的重要标准。传统的效率测评多选用医疗服务数量类指标,难以全面反映现阶段政府规制导向,因此,本文提出改进的效率测评体系增加了医疗服务质量、安全和负担等方面的指标。运用该体系测算的结果表明:中国医疗服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中随着加入非期望产出会引起明显变化。在仅考虑医疗产出数量指标的情境下效率是增加的,但在增加了医疗质量、病人负担和就医安全等非期望产出指标的情境下效率是下降的。说明该产业政府规制的效果评价标准需要根据规制目标进行优化,改进效率可以作为政府规制效果的评价依据。此外,该体系的测算还表明,中国七大区域该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呈现下降趋势,但有15个省份全要素生产率在逐步提高,说明新医改以来,中国少部分地区的医疗服务产业已较好的落实了现阶段的规制目标,医疗服务在数量、质量、安全和可及上得到了提升,而更多地区的医疗服务产业还需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第五,医疗服务产业的不同政府规制效果存在差异,政府规制还需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政府规制是影响医疗服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但其往往不直接影响该产业效率的变动,而是通过影响该产业的内外部因素,间接影响该产业效率的变动。实证结果表明:（1）在影响医疗服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部因素方面,医疗机构人员工资和医院病床使用率的提高显著提升了产业全要素生产率,而医疗卫生支出增速显著降低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影响医疗服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个性外部因素上,基本保险的覆盖率显著降低了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影响医疗服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共性外部因素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的提升可以显著提升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代表市场竞争程度的公立医院门诊人次占比提升显著降低了产业全要素生产率。（2）药品价格规制通过正向调节医疗卫生支出增速达到提升医疗服务产业效率的目标;医院准入规制通过正向调节公立医院门诊人次占比达到提升医疗服务产业效率的目标;医生流动规制通过正向调节医疗机构人员工资达到提升医疗服务产业效率的目标;医院管理规制通过正向调节医院病床使用率达到提升医疗服务产业效率的目标。政府社会性规制效果评价方面,医疗公平性规制通过医疗保险比例未能达到提高产业效率的目标;医疗安全性规制通过正向调节卫生监督人员数达到提升医疗服务产业效率的目标。第六,德国、英国和美国医疗服务产业的政府规制具有借鉴意义。三个国家的医疗服务产业均存在政府规制,但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差异,导致政府规制的目标、方法和内容有所差别,但它们对医疗服务产业的政府规制方向趋同,均采用政府规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方式发展医疗服务产业。现阶段,中国医疗服务产业的政府规制需在结合本国情况的基础上借鉴有关国家经验,探索建设医疗保险机构促进该产业新发展的功能机制、健全医疗服务机构内部市场竞争机制和完善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管理体系等体制机制,促使医疗机构更加注重医疗质量、病人负担和就医安全等方面的有效提升,引导该产业区域间均衡发展,防止医疗服务产生供给诱导需求,最终实现该产业的政府规制目标。基于以上研究发现和结论,本文就优化医疗服务产业规制体制和健全医疗服务产业体系提出了政策建议:一是应明确中国医疗服务产业边界与内涵;二是应明确中国医疗服务产业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三是应建立统一独立的政府规制机构;四是建立全面反映规制目标的产业绩效评价体系;五是积极探索医疗服务产业激励性政府规制建设;六是定期测评医疗服务产业政府规制的实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