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后，翻译研究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即突破了传统的语言层面和审美层面，而达到了文化层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反思。从8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崛起并逐步上升到主导地位，一大批学者开始从各自不同的文化研究角度切入翻译问题，传统的侧重语言形式对等的规定性研究逐渐转向涉及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描述性研究，使翻译研究这门新兴学科获得了理论深度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领域。以勒菲弗尔为代表的翻译研究学派主张把翻译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注重研究译作，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并且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勒菲弗尔指出翻译研究如果仅仅局限于翻译技巧的研究是不会有成果的，文学翻译的研究本质上是社会的、历史的研究，只有这样翻译研究才会出成果。他一再强调翻译是改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对文本的一种摆布，是为权力服务的。翻译受到意识形态的操纵，而意识形态可以是译者本人认同的，也可以是赞助人强加给他的。当原作的文化与译者和赞助人的社会文化意识不相符或不相容时，译者或赞助人便会根据他要服务的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原作进行改写，就要配合这一意识形态为原作树立某种形象。同时，译者通过对文本的改写，可以巩固现存的思想意识，也可以破坏现存的思想意识。这样“原作中心论”受到了原则性的质疑，以“译语为中心”的理论基础被确立了下来。本文正是按照勒菲弗尔的观点从社会的、历史的角度来对《牛虻》进行研究，对两个不同时期的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它们分别是1953年由李良民翻译、中青社出版的译本和1995年由庆学先翻译、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译本)。选择这两种译本是因为两者相距的时间跨度较长，所处的社会背景及意识形态的差异性较大，对原作信息的处理也各不相同，因而更能体现意识形态对翻译过程的操纵作用。从社会的、历史的角度开展研究，我们首先要了解译者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历史背景，因为译者在翻译中的策略不仅仅取决于自己的语言知识，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在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李良民的译本对原作的改动较大，除了有大量的删节外，还存在一些误读的现象。其中有些情况虽然在前人的研究中有所提及，但是信息是否发生失落和变形、原作与主人公形象是否有所变化等情况却没有得到重视，在庆学先的译本中，原作中的信息与原作和主人公形象是否被还原，这也是现今研究所没有触及到的领域。本文力图借鉴意识形态理论和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和解答。在认真研究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发现：50年代的中国政治意志高度统一，文学必须突出政治倾向，强化政治意识，以满足社会主义文化的需求，因此李良民的译本对原作中的文化信息的处理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相吻合的，并且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文化意象的失落。九十年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所扮演的政治教化的社会角色开始退位，翻译作品更加忠实于原作，因此庆学先的译本比较忠实的再现了原文，这使我们看到这些信息背后隐藏的深层文化内涵。这些发现都是前人的研究没有触及的领域，也是该选题的意义与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