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区的产生和发展是十八世纪以来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在迄今为止的国内外研究中,对都市区内部城镇要素及其组合时空格局的认识多以基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经历的都市区理论与实证研究为基础。然而,晚于发达国家一两百年的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进程具有城乡界限淡化的重要特征,在此过程中都市区各城镇要素可在不同的时间和远为广泛的空间范围中的不同地域上产生和累积,并因此产生了和西方典型都市区有所不同的城镇要素及其组合的时空格局。这种现象难以被传统理论所充分完整地解释,需要通过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加以重新审视。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在对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回顾和述评的基础上,选取了就地城镇化发达的福建东南沿海地区泉州市作为案例,研究其城镇要素及其组合的时空格局,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城镇空间结构,并进而探讨了形成这一现象的动力机制。主要内容及结论分述如下:泉州扩展大都市区各城镇要素的时空格局:不同于传统都市区,研究区的中心城市虽然人口密度大、就业非农化率高但人口规模小、实体空间有限;外围原乡村地区人口密集、就业非农化程度高、形成了城乡交融的景观,根据其人口要素城镇属性高低的空间差异可分为高标准城乡融合区和低标准城乡融合区。由于就地城镇化造成了土地要素积累的特殊性,即早期的城镇土地要素积累隐蔽于大量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中,城镇用地的空间分布形态不规则,城镇用地的功能与农村用地功能相互交叉。近期以来城乡融合区的土地城镇化程度与核心区不相上下,但存在内部差异: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的土地要素积累比较成熟、空间上连片分布,就地城镇化较不发达地区的土地要素积累较不均衡,多呈点状分布。不同于传统都市区的中心强、外围弱,中心与外围产业联系密切的特征,在研究区里,核心区的产业规模小于城乡融合区,虽然产业非农化率较高但产业结构多元化和高级化程度不高,与外围地区产业结构相似度高,没有形成紧密的产业联系,扩展大都市区的产业要素集聚形成势力相当的多核心并存格局。就地城镇化过程中社会要素的发育和累积则具有时间上的渐变性和空间上的交叉性,增加了扩展大都市区社会要素时空格局的复杂性。与传统都市区中心与外围社会要素的城镇属性都比较高、差异相对较小的特点不同的是:核心区的实体性社会要素和居民生活方式的城镇属性固然是最高的,但存在内部差异;外围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实体性社会要素积累比较成熟,但居民生活方式的乡-城转化相对滞后,呈现出多元、复杂、缓慢积累的特征。泉州扩展大都市区城镇要素组合格局及其动力机制:由于各城镇要素具有时间不同步性和空间不重叠性,泉州扩展大都市区的城镇要素组合具有明显的复杂性。从时间上看,产业要素的发育具有较强的先导性,形成了高度的就业非农化,继而带动了土地利用方式及建筑景观的非农化进程,形成了各种城镇设施和服务等实体性社会要素,而生活方式的转变则是最迟和最慢的。从空间上看,核心区的产业结构、土地利用方式和地域景观、居民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城镇属性较强,人口密度大且就业非农化率高,但经济产值、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的规模都不大,总体上呈现为城镇要素规模较小但城镇属性较强、各要素发育程度较协调的组合特征;城乡融合区的产业、人口和土地的规模较大且非农化率较高,但基础设施和居民生活方式的非农化水平相对较低且发育不均衡,总体上呈现为城镇要素规模较大但城镇属性有高有低、各要素发育不同步的组合特征;城镇要素组合的空间差异不仅表现在核心区与城乡融合区之间,在它们各自的内部还存在更微观的差异。背山面海、西高东低的地貌环境是扩展大都市区各城镇要素组合格局的重要而相对稳定的地理基础,在地势低平的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高密度人口和相对密集便利的交通通讯设施。海洋性的地域文化以及由此形成的乡村创始力加上前述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交通等基础设条件,成为早期产业非农化和就业非农化在当地优先起步、形成城乡融合区的重要动力。在务实创新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作用下,城乡融合区地方政府在产业和就业非农化达到一定水平后适时加大各项城镇设施规划建设、促进了社会要素的积累。国家特定时期的各种制度政策是造成核心区与城乡融合区城镇要素组合差异的又一重要原因,而地方政府和地方社会力量的博弈则可能进一步加剧或减缓这一时空差异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