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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学是一门较新的应用科学。在中国,目前它被归类为数学科学的分支学科。本文是一篇以运筹学在中国的学科建制化进程研究为主要内容的科学技术史(外部史)论文。从科学技术史的视角探讨运筹学的起源、演进、传播、教育、应用、研究机构和学会组织及其未来前景等方面,对于运筹学自身的发展、科学事业规划以及国民素质教育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分为六个部分,其中绪论、综合分析与归纳总结和结论三个部分篇幅较小,其余三个部分各由三章构成:
第一部分,即绪论部分,包括研究的背景和问题的提出、前人的研究和已有的文献以及本文的探索和研究的思路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二部分回顾并总结了中国各类运筹学研究机构的兴起和发展历程;
第三部分阐述了中国运筹学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
第四部分探讨了中国运筹学会的建立过程、机构沿革关系及其建制意义;
第五部分,即综合分析与归纳总结部分,是对前面几个部分内容的精要提炼和各部分基本观点的归纳总结;
第六部分,即结论部分,根据本文的主题线索——中国运筹学事业创建五十年来运筹学研究、运筹学高等教育以及中国运筹学会的发展历程,对全文的核心内容提出一些高度概括性的观点和建议。
在论文内容上,本文通过大量的史料叙述辅以适时评说,对运筹学在中国兴起和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人物和事件、运筹学的历史渊源、运筹学理论与方法的科学研究进程、运筹学的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状况、运筹学领域的学术期刊和著作情况以及中国运筹学会的建立及其发展历程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与阐述。论文还涉及对运筹学在中国兴起的背景和动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运筹学和“双法”推广活动的根本原因以及中国运筹学基础理论研究薄弱的原因等问题的分析。本文最后提出以下三个主要的概括性结论:运筹学研究机构数量初具规模,研究工作全面展开,研究成果大量涌现;运筹学高等教育体系日臻完善,专业教育走向成熟,人才培养规范有序;运筹学学会组织机构正式建立,学术交流充分多样,国际影响逐渐增强。而经历了五十年发展历程的中国运筹学事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运筹学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创新和突破明显欠缺,对国际运筹学学术领域做出的贡献和产生的影响不大。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依据科学建制史的研究规范,通过文本分析与定性研究对相关资料进行解读。中国运筹学事业从创建、发展、建制化形成至今,历经五十载,涉及众多人物、机构和事件,因而积累了浩如烟海、纷繁复杂的历史资料。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资料予以条分缕析,如对中国部分高等学校的运筹学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状况以及中国科学院所属的运筹学研究机构的评述,从而总结出中国运筹学事业发展的特征与规律。
在学术创新上,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和探索:
1.对中国运筹学发展史料和文献的整理和归纳。
本研究根据数千篇不同题目的相关文献资料的内容侧重和差异,对它们进行了比较清晰的分类,即划分为六种类型的文献:
(1)简史概述类文献;
(2)讲义教材类文献;
(3)专业学术类文献;
(4)应用推广类文献;
(5)科学普及类文献;
(6)教学研究类文献。
2.对运筹学在中国兴起与发展的动因进行了挖掘。
本文在认可钱学森、许国志等学者的个人社会意识、学科偏好和学术贡献的同时,强调中共和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科学观念和科学政策的对运筹学在中国兴起的重要促进作用,如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前就认识到科学事业对国家的重要地位并提早筹建“人民科学院”,中央人民政府出台了“改组和创建各学科的研究机构”、“积极召唤并促成旅外爱国科学家回国”和“促进中国科学院与国内大学的多方面合作”等一系列科学技术政策。如果说,中共在中国执政以来,政治因素对学术研究有重要影响的话,那么,可以肯定,新中国初建时期的政治因素和科学政策对包括运筹学学科在内的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
3.对“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推广运筹学的史实予以澄清。
关于“大跃进”时期在“理论联系实际”、“数学要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方针指引下而掀起的“运筹学热潮”以及华罗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更长时期“双法推广”的历史事件,本文根据翔实的史料和文献进行论述,认为这两个事件是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政治运动影响下,超常规催生出的违背科学事业发展规律的奇特现象。这种奇特现象的出现,同样是政治因素和科学政策对科学研究的方向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与新中国创建时期不同的是,这种决定性作用是有消极影响的,至少对中国运筹学事业的基础理论研究有负面影响。
4.对运筹学与控制论专业的学科定位进行了阐释。
鉴于目前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运筹学和控制论结合起来作为理学门类的一个学科专业并定名“运筹学与控制论”的现实,本文基于运筹学和控制论各自原始学科领域的研究范畴,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内容交叉关系和未来融合趋势,也从学科内容交叉和包含关系的角度阐明它们均为系统工程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论文还分析了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中工程科学思想、大系统理论和社会系统工程概念,从而肯定了钱学森对中国运筹学学术内容和系统工程事业的贡献,而不仅仅是称他为中国运筹学事业的倡导者。
5.对高校的运筹学课程教学和人才培养情况进行的案例研究。
除了介绍复旦大学和山东大学的有关情况外,本文从专业设置、教材选择、授课教师、课程类别、招生名额和培养方案等多个方面对清华大学的运筹学课程教学和人才培养情况进行了相对细致的评述并以此作为中国运筹学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事业的代表,证实了中国运筹学高等教育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并达到相对完善的水平。
6.对中国运筹学事业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本文认为,应将中国运筹学事业过去五十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6-1966),萌发起步阶段;
第二阶段(1966-1976),荒废停滞阶段;
第三阶段(1976-1980),恢复调整阶段;
第四阶段(1980-1990),发展壮大阶段;
第五阶段(1991-2006),完善成熟阶段。
7.对中国运筹学事业的未来发展提出见解。
本文认为,作为中国运筹学事业的学术共同体组织机构——中国运筹学会应当积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在注重国际学术交流、促进运筹学学术进步的同时,努力促进运筹学方法在军事演练和战争模拟中的运用,更加注重推动运筹学方法与企业经营、公共管理和投资理财计划及行为的结合,形成一种学会(Society)倡导、军方(Military)重视、政府(Government)支持、企业(Enterprise)开发和公民(Citizen)运用的良好状态,即SMGEC模式。特别是在中国金融证券市场异常活跃而公民和企业的投资行为明显缺少理性思考的今天,推出更多、更实用、更方便、更可靠的“金融投资、科学运筹”应用软件,会大有市场和用户的。从全社会宏观金融市场分析角度看,更多的理性投资行为更易形成全局最优、多方受益的态势。与运筹学密切相关的金融工程学科研究成果,以融入政府主管机构政策内容的形式作用于金融证券市场,能使股市泡沫更少一些,金融风险更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