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这场巨大的历史灾难，经过时间和生活的积淀，已成为我们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历史矿藏。从“文革”到“文革”结束后的三十多年里，知识分子从未忘记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他们作为社会的良知，一直在记录着、反思着我们民族的这段巨大历史存在。新移民作家，作为我们民族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始终谨记自己的职责。而在新移民作家中，严歌苓已经成为不得不关注的人物。她以卓有成就的作品，在新移民作家中处于不可忽视的地位，而她的作品又因多涉及“文革”生活，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其中，《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天浴》、《白蛇》、以及“穗子”系列等都是涉及“文革”的作品，也都是被批评界广泛注意的作品。这其中严歌苓被人重视的主要原因是在于：与大陆有关“文革”的作品颇为不同，她以其独特的“边缘人”身份、处境及其自身的写作功底和文化天分，为我们呈现了不一样的“文革”叙事基调。这样严歌苓有关“文革”的叙事与大陆有关“文革”的叙事便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呈现出一种另类的“文革”叙事文本，并与大陆的“文革”叙事共同构成了整个民族对于“文革”的心灵记录。本文广泛搜集、查阅、整理了以往有关严歌苓的研究资料及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试图从温情视角来阐释严歌苓有关“文革”的作品。研究主要着力于严歌苓温情视角下“文革”叙事的独特性及其产生的原因与表现。论文主要分为三章。第一章异质文化语境中“文革”的温情叙事。本章分三节。第一节童年时期的“文革”记忆。严歌苓对于“文革”的记忆只保持在童年时期，这是因为她的童年时代是在“文革”中度过的。第二节“回望故国”的创作心理。严歌苓青年时“移植海外”，在异域文化语境中，中西文化的撞击不免产生回望故国的创作心态。第三节“身份移植”下的情感疏离。正因为远离故土，严歌苓才会以一种“近乎局外人的”身份来冷静的、理性的审视故国的一切，并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运用西方的观念来审视东方的传统。第二章论述的是严歌苓温情视角下的“文革”关注点。本章又分为两节。第一节“文革”背景下人性的表演。严歌苓把“文革”作为一个大舞台，让人物在这个极致的环境中展现极致的人性，而她最为关注的人物则分为知识群体和大众群体两部分。知识群体由“爸爸”及“叔叔”系列的作家群体，“妈妈”及“姥姥”系列的市民群体，舞蹈及戏剧演员系列和知青系列组成。大众群体由愚昧麻木的看客和单纯善良的农民形象所组成。第二节悲剧环境里的女性观照。从“文革”扭曲下女性的悲剧命运和女性“雌性”魅力的书写两方面加以论述，主要论述“文革”对女性美丽与唯美爱情的摧残，以及在此基础上对“雌性”的相关阐述。第三章温情视角下“文革”叙事的艺术呈现。本章分三节。第一节理想化人物的塑造。在严歌苓的“文革”叙事作品中，大多存在着一个单纯的人物，或是善良的纯美人性，或是单纯的为某种理想而执着寻求的人。第二节富有张力的叙事建构。严歌苓的叙事立场总是基于个体的，这就使得她的叙事建构富有了张力。每部作品的叙事结构都存在差异，《穗子物语》中，作者以一个孩子的眼光来审视当时被扭曲的社会与人性；《白蛇》出现多个叙事者，有多个不同版本的叙事；《一个女人的史诗》中，女人从女人的视角出发，进行女性化情感史诗的叙事建构，这些叙事艺术都各具特色。第三节相对宽容的叙事话语。严歌苓的语言表现出奇异而多变的特点，小说中充满了灵动的意象，智慧和俏皮的语言与神经质的敏感描述，都显示了严歌苓驾驭语言的能力，从而使作品在俏皮、机智、温情的基调下透着冷静的忧伤。结语结合现在国内外对“文革”题材小说的研究，以及当今对新移民作家特别是严歌苓研究的现状，阐述严歌苓对于国内“文革”叙述的影响与拓展，对海外“文革”叙事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