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鲁南地方居民对1925年至1931年间严重的社会生态灾难(集中体现在泛滥成灾的匪患上)的应激反应,大刀会的传播与扩散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迁移现象。这一社群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再造了地方社会结构,修复了被土匪所破坏的地方社会生态,而莒县、沂水大刀会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典型。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鲁南旗会事件以一系列冲突的形式发生,并最终导致了黄石山惨案,莒沂大刀会由此走向了它的终点。鲁南旗会事件发生在韩氏主鲁初年,一个全新的地方社会秩序正处于重建之中。在这一国家主导的过程中,莒沂青旗会不仅面临着合法性的困境,还在自卫和自治两个方面上与政府发生了冲突。作为一种强势的文化权力网络,国家的归来对地方社会场域产生了微妙变化,地方政府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能力,而莒沂青旗会的悲剧性结局正与此密切有关。不过,国家的扩张也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境,最终导致了地方社会生态的再度恶化。大刀会在鲁南的出现与消失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地方性社会文化现象。一方面,作为地方居民的一场社会文化实践,大刀会的启动方式是地方社会生态的一种反映；另一方面,大刀会的消失是它与国家这一巨大的文化系统个体在地方社会场域中冲突、斗争的结果。鲁南大刀会的遭遇不仅折射了“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以来)地方民众一些共同的遭遇,以及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一些深层互动,更是一场地方性文化与现代性文化的对话,而这种对话一直持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