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值社会转型期的当下,道德滑坡、伦理缺失,尤其广大乡村社会,伦理问题已成为关系社会和谐稳定的大问题,这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当下的伦理学研究应当下移乡村。这对于乡村伦理建设应是一件盛事。徽州是一个宗族社会,其中汪是大姓,有“十姓九汪”之称。祁门彭龙村是徽州社会的一个小小的单元,本文以此为样本,尝试对“祁门彭龙汪氏的乡村伦理教育”进行实态研究,探索祁门彭龙汪氏乡村伦理教育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以及二者之统一。第一章“祁门彭龙村及其居住的氏族”。通过对彭龙村优越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和氏族人口的考察与分析,认为文化是伦理教育的命脉和基础,离开文化的乡村伦理教育是缺乏生机活力的；同时,氏族人口又是文化的传承者和承载者,叙述彭龙村的文化资源与氏族人口是本章的主体,。第二章“祁门彭龙汪氏的乡村伦理教育基础”。主要从生存压力、宗族意识、程朱阙里和汪华情结四个部分展开论述,揭示一千年来彭龙汪氏宗族开展伦理教育的基础和可能性,指出有了这些基础,彭龙汪氏进行乡村伦理教育就会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族人乐意接受并时刻践行着汪氏的乡村伦理教育,汪氏族人也得以过上健康的伦理生活,世世代代和睦相处,民风淳朴,百姓安居乐业。第三章“祁门彭龙汪氏的乡村伦理教育重点”。论述三个方面,即注重孝道教育、强化敬重官府和纳税意识及培育社会风尚。其中孝道教育应是重中之重,孝道回归也是当下乡村伦理教育的重要环节。面临着老龄社会的到来,中国现实甚至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养老方式仍以家庭养老为主,孝道依然是当下社会人们的普遍呼唤。笔者试图从慎终追远、过继、遗产保护以及供养、自养与互养四条路径来论述彭龙汪氏孝道教育的具体表现形式。同时阐述移孝作忠,由之内在强化了彭龙汪氏族人的纳税意识。彭龙汪氏还利用禁碑、禁约、楹联和罚戏等来加强良好社会风尚的培育和治理。第四章“祁门彭龙汪氏的乡村伦理教育措施”。主要从彭龙传统的乡村伦理教育措施和当下的乡村伦理教育措施两方面展开。前者着重从修建祠堂、纂修谱牒、开展祭祀活动、建放生池和制定乡约阐述汪氏传统的伦理教育措施。后者着重从利用传统资源开展乡村伦理教育、广为营造环境进行乡村伦理教育和结合时代发展开展乡村伦理教育三方面进行论述。本章意在论述彭龙汪氏的乡村伦理教育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以及二者的有机统一,揭示彭龙汪氏的乡村伦理教育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有内在的联系,保持了实态整体。第五章“祁门彭龙汪氏的乡村伦理教育影响及对新农村建设的借鉴”。着重从祁门彭龙汪氏的乡村教育影响和当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前者阐述了三点,即强化宗族意识,有利于乡村社会治理；运用多种形式,多渠道开展教育；重文重教,打造好的村风。后者论述了二点,即培育新的伦理增长点,构建现代价值观；利用多种形式,灵活机动开展乡村伦理教育。所有这些都是与当下彭龙村的和谐乡村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密切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