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史上,采用新材料使学术得以更新和发展,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上古辞赋文献多有出土,为重新认识和审视先秦两汉文学现象提供了真实的资料。对上古辞赋文本进行一次文学角度的全面发掘,具有理论和实际的双重意义,将有助于理清赋体文学之演进轨迹与承传关系,为充实上古文学史提供理论依据与研究视角,并由此推动上古辞赋研究的多元化发展。上博楚简“五辞赋”,同属于战国时期楚地文学之系,在“兮”字的运用、散文化句式、音乐上的地方性、词汇的地方色彩方面,展现出早期楚辞的基本面貌,并为考察楚辞的草木意象提供了新材料。银雀山汉简《唐勒赋》,大体上解决了历史上有关宋玉辞赋真伪问题的争辩,并进一步证明了汉代散体大赋确由战国时期尚未定型的散赋发展而来,不断完善直至确立为规范的体式。阜阳汉简《楚辞》中《离骚》、《涉江》竹简写本的出土,为考证楚辞的时代、作者问题提供了可靠的新依据,为楚辞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尹湾汉简《神乌赋》是典型的寓言类俗赋,既影射社会现实,又隐喻社会矛盾,并蕴含着重视孝义的教化内容,体现出西汉时期俗赋的发展状态,有利于认识和分析汉代社会的道德思想。北大汉简《反淫》,具有与《七发》相同的“七体”特征,为研究七体文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也证明枚乘写作七体并非孤立的现象。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道原》以“赋”的手法写“道”,已经具备较为明晰的赋体特征,在与荀赋的比较中,更有利于发现赋体文学从产生初期到不断成熟的演变轨迹。出土上古辞赋作品和这一时期的传世文献共同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宝库。本论文拟立足于前人研究基础,对上古辞赋文献进行系统化的分类整理,重新梳理赋文学的发展脉络,并进一步加强文学史研究领域的理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