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路径的选择对于理解或解释公共外交问题至关重要。公共外交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国家利益,只是在以实践为导向的中间环节上呈现多元化,这决定了研究的真正对象是中间环节的关系过程,即机制问题。相较于传统外交,公共外交的间接性导致其机制在时间和空间层面的延展,作用和合理性也因此受到质疑。为了该学科的立足和发展,学界重心应当由构建公共外交学说转向“有效公共外交”研究。这类研究是兼具政治性、过程性和工具性的机制研究,贯穿从外交理念到多元实践再到政治效果的全过程,且至少要厘清并阐明国家为何、如何开展公共外交,以及怎样实现公共外交目标这三个问题。考虑到上述要求和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特性,可以汲取后者的核心论点和逻辑,尝试探索出理解或解释公共外交的建构主义路径。通过对公共外交的政治权力论、软实力论、国际传播论和国际公关论等主流范式的梳理,回归相应的国际关系理论,可知它们的莫衷一是实际为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的争鸣,这反而印证了拓展建构主义理论范式的必要性。对公共外交的体系理论研究和国际规范研究构成了理论命题部分。温特贡献的体系理论被用于解释公共外交在国际社会中实现政治目标的机制,尤其是分析公共外交中的结构、施动性和文化。在当今社会性结构的观念分配中,公共外交更具建构优势;公共外交蕴含着两种施动性,它所激发的个体施动性对国家的团体施动性发挥建构作用;公共外交建构共有知识,但仍是文化负载者之间的竞争行为。另一方面,从规范演进视角出发,重点研究国际规范扩散、变动和双向社会化中公共外交的位置和角色,从而更好地理解其有效性:实现理念传播的合作性或竞争性目标、促进制度化、提升规范内化效率,还可形成话语对峙阻滞规范扩散;通过话语和社会实践,促进于己有利的规范变动;行为体在规范的巩固与变革中运用公共外交协调博弈关系,实现自我利益与规范创新的融合。为检验上述研究路径的可靠性,分别对以色列和新加坡两国的公共外交活动进行案例分析。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的公共外交活动虽然在冲突结构下争取到来自美国的支持,但脱离国际公众的广泛参与,无法有效契合欧洲文化,最终仍旧处于孤立状态。缺少强硬权势支撑的新加坡通过公共外交构建弱势小国和小国领袖形象、传播可持续发展理念、串联小国利益诉求并协调合作关系,最终助力于建构国际规范而达成政治目标。这条公共外交研究的建构主义路径,不仅在宏观分析和实证研究方面具备价值,还有助于认识中国公共外交中身份演进与问题的变化,并带来一些启示。当前中国公共外交事业仍任重而道远,与时俱进的公共外交理论将是中国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文化的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