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从农业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出发,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养猪业的经营组织结构变迁为分析对象,旨在回答中国农业转型的过程、动力机制及后果。本研究采用拓展个案研究法,以四川东南部一个县的生猪养殖组织结构变迁为微观个案,主要通过深度访谈法获取调研资料。改革开放以来,兴县的生猪养殖业的组织结构由最初的以农村小农散户养殖为主体,转向了以资本化的家庭式农场和农业企业并存的农业规模化经营为主体,最后又锁定在大资本生产方式下的公司+代养户的经营组织结构中。同时,经营组织结构的变迁带来了生产方式的转换,生猪养殖由传统的散户"粮猪一体化"生产模式转向了资本工业化生产模式。农业政治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认为,市场和技术是推动农业转型的内在动力,国家只是作为外生变量为农业转型提供了资本积累的条件。本研究发现,国家在中国农政变迁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即,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政策在短时间内重塑了农业经营组织结构。具体而言,当国家的治理目标从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村社会稳定转向保障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后,国家需要在农业经营组织中寻找新的"代理人",国家以农业现代化的名义,通过项目资源输入和土地政策"绿道"等政策措施培育规模化经营主体,从而替代掉传统的散户生产主体。作为国家政策执行主体的兴县地方政府从正、反两方向使力,重新培育了经营组织结构。一方面,通过项目资源向规模化养殖户倾斜和打捆,协助规模化养殖主完成土地流转以及作为中间担保者为规模化养殖主提供低息无抵押贷款等来吸引资本下乡,培育规模化生产主体;另一方面,通过畜牧体制改革将散户从公益性技术服务体系上甩出去,间接逼迫散户退出生产。在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下,兴县生猪经营组织结构迅速的实现了由散户向规模化生产主体变迁。简言之,国家干预推动了农业经营组织结构转型。与此同时,本研究认为资本自身的积累动力亦是农业经营组织重构的主导力量,证实了农业经济学关于市场和技术推动农业转型的观点。资本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资本在不同阶段追求资本积累的方式不同,从而形塑了不同的农业经营组织结构。在早期阶段,资本在上游、下游通过市场间接控制散户生产获取利润,资本与散户之间是一种共生的关系,散户仍然是生产主体;在工业资本过剩的背景下,资本开始大量进入中间生产环节,通过市场竞争打败了散户,同时将经营失败的养殖大户纳入生产链条中,形成了兴县当前公司+代养户的生产经营模式。由此可见,市场在推动农业转型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资本主导生产的格局下,生猪生产方式经历了"粮猪一体化"到工业化生产的变迁,即,农业工业化。生猪工业化生产打破了传统散户种养结合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从而出现了 "新陈代谢断裂",环境问题由此产生。同时,传统散户养殖具有多功能性,其使得小农家庭再生产嵌入在地方经济和乡土社会关系中的,散户生产的退出导致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必须脱嵌于地方社会,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乡村社区的原子化碎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