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时代,享乐主义和消费之风盛行,现代人不关注除了物质享受和生存需求之外的其他事情,不再向往积极生活,公共生活被排除在他们的生活视野之外,生命本身的原则成为决定人们日常行为的唯一尺度,他们在满足欲望和胃口的消费氛围中沉沦和异化,异化问题已经成为摆在现代人面前的一道时代考题。阿伦特对现代人面临的异化境况进行了深刻地分析和反思,利用历史的分析方式来寻找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并寻求解决这一困境的出路,踏上了探寻积极生活的道路。阿伦特的积极生活理论对于现代人回归本真的自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阿伦特对积极生活的提倡有助于唤醒公民的政治意识、提高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增强公民关注公共生活的政治责任感。本文主要从五个部分展开对阿伦特积极生活理论的论述:第一部分探讨了阿伦特对传统政治哲学视野下的积极生活理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一方面,传统的政治哲学将沉思生活优先于积极生活,积极生活服务于沉思生活,多元化的民主政治被专制统治所替代,人民大众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和手段。另一方面,传统政治哲学视野下积极生活理论的行动观蕴含暴力因素,习惯性地把行动解释为制作,以制作取代行动的尝试是反自由的和反民主的,甚至与政治的本真经验相抵触。因此,传统的政治哲学对积极生活的理解陷入了误区。第二部分介绍了阿伦特积极生活的术语与条件。在未被扭曲的政治经验中,积极生活应当承认人类的复数性、多样性的事实,复数性的主体都是政治行动的发动者而非压迫者。受其师海德格尔哲学理论的影响,在《人之境况》中阿伦特对积极生活的结构进行存在论的分析和考察,对积极生活的条件划分为三种样式:劳动、制作、行动。在阿伦特看来,其中的每一种样式都是人之为人的必备条件。如果人想要积极生活,则必须超拔于劳动与制作的狭小的私人领域,进入到行动所属的公共领域视野之中。阿伦特认为,行动既不同于以自然的新陈代谢而满足日常行为的劳动活动,也不同于遵循着目的——手段这条繁琐因果链条而制约的制作活动。行动的本质是自由的活动,行动也是一种政治活动,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人的自由、生存的意义与价值,是在积极生活最高意义上的行动彰显出来的。第三部分探讨了阿伦特关于积极生活面临危机的表现和原因。阿伦特认为,人们陷入了不知何为“积极生活”的尴尬境地,他们已经与物种整体的生命过程相结合,在整齐如一的社会之中忽略了自我的个性与政治自由,从而导致了积极生活危机的爆发。阿伦特利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危机的根源进行挖掘,来寻找危机爆发的缘由,同时借用了异化一词,将人们沉迷于生存欲望的满足、忽视自己的政治生活的异化现象称之为“世界异化”。第四部分阐释了阿伦特提出解决危机的途径即如何通达积极生活。她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进行了严格的划分。私人领域是一个必然性的领域或场所,公共领域与之相反,它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和政治场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是一个复数主体间言说和行动的领域,是自由的领域。随着当今时代的发展,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逐步地模糊起来,社会领域开始兴盛,意味着私人的领域进入公共世界的舞台将导致人更多的不自由。正由于领域之间互相僭越和混淆,导致了积极生活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在阿伦特看来,只有对公私两种领域划清界限,有利于对积极生活的三种样式及其各个所属的领域有清晰的了解,从而防止积极生活危机的爆发,唯有坚守公共领域,提高人政治参与意识的积极性,回归本真的自我,以此成为一个积极生活的人。第五部分对阿伦特积极生活理论的意义和存在的理论局限性进行分析和评述。纵观阿伦特的积极生活理论,不仅有理论价值还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传统的政治哲学对积极生活的解释并不合理,这无异于脱离了积极生活的原本内涵,阿伦特以一种新的视角重新讨论了积极生活问题;另一方面,阿伦特的积极生活理论给予我们一种看待和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新角度和方法,对于建设美好幸福的积极生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也指出了阿伦特积极生活理论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