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文化的一切变革,都是在西方文化介入之下发生的。包括绘画在内的西方艺术,是现代中国艺术的主要参考系。引入西方绘画成为了刺激中国绘画转为近现代形态的必经之路。民国时期,中国画坛经历了新旧消长、中西杂揉的混元发展。所有试图通过调和中西艺术的途径来实现国画创新的国画家,都可以纳入“折衷派”的范畴。事实上,民国时期的画家大多都具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折衷性。近百年的中国绘画云集在三个地区：上海及江浙地区,北京地区和以广州为中心的中南地区。这三个地区的画家群,恰呈“三足鼎立”之态。建国前夕,四川、西安、台湾等地相继形成新的国画群,但大抵也是这三个地区的画家分植出去的。元、明、清三代均建都北京,因此北京成为宫廷画家或游居北京画家们的集中地,所以北京地区的画家大都据守着“四王”为代表“正统”绘画。民国后,南方画家移居北京的多了起来,加之新思潮的激荡,学校的兴起,大批有识之士纷纷留学海外,学成归来后积极投身美术教育,使北京美术界空前活跃,在观念上呈现出折衷性表现。南宋以来,江浙成为士大夫画家最多的地区,成为文人画最为集中的区域；上海自清代中期以后,成为江南地区的—大商埠,鸦片战争后,它又渐成为外来资本最多的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崛起,信息量扩大,西学东渐,使上海成为舶来西方美术与文化的第一重镇,同时也聚集了来自江、浙、皖及全国各地传统美术与文化精英。与北京不同,上海在近现代不只是革新派引入西方绘画的大本营,也是保存国粹,发扬传统的诸派画家的云集之地。因此当时聚集在上海地区的画家在形式上表现出了鲜明的折衷性：透视意识、明暗处理、设色方法、造型笔墨……广州是近代重要的对外窗口,亦是辛亥革命的发祥地之一。广东地区的画家中,近百年来最有影响的当推以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为主要代表的岭南画派。他们的绘画主要借鉴日本而来,喜欢以色、墨和粉的交融描绘画面气氛,还将许多新式题材如飞机、大炮、电线杆等融入画面其中,尝试中西融合的道路,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民国时期中国画坛出现的折衷共性丰富了美术的形式语言、改变了中国绘画既往的评价模式,进而推进了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进程。对这一时期的折衷性进行系统地研究与梳理,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已有折衷理论的明辨,还将使本研究具有学术价值,也有益于当代画家在实践上的再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