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股市逐渐融入全球资本市场。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先后推出了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过量的流动性被推向了全球，国际上热钱的冲击及各类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等都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重要影响。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他国的影响成为关注的焦点。此外，这场金融危机，让大家更关注中美股市的联动性，认为有关中美股市联动性的研究对于关注国际市场风险传染，维护本国金融安全有重要的参考意义。2015年上半年，中国持续的货币宽松和杠杆累加，催生了中国股市的疯牛行情。但是，2015年中旬宽松货币政策预期发生了变化，市场中持续的去杠杆又引发了中国股市的暴跌。在外部环境发生了极具影响力的变化后，有关股市的课题研究也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则意在研究金融危机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与退出的背景下，中美股市之间是否存在联动性，若存在，联动性是否有所增强；中美股市之间联动性主要体现为美国股市对中国股市的单向引导还是金融危机后开始具有双向的引导关系；影响中美股市联动性发生变化的宏观经济因素有哪些，主要关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变量对中美股市的联动性是否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从“经济基础假说”与“市场传染假说”两个理论层面分析了股市联动的内在机制，并进行了相应的文献综述。⑵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美股市的影响机制根据“经济基础假说”与“市场传染假说”两个理论层面进行了分析，并划分为汇率和贸易机制、资本流动机制、货币政策联动机制、利率与资产价格机制以及投资者行为的影响机制等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同时进行了相应的文献综述。然后以2000年1月1日-2016年12月30日的上证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日交易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充分考虑中美股市的时差，将各股市收益率序列分为开盘收益率和收盘收益率。并根据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的各阶段对样本数据进行阶段划分，分五个阶段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分析了中每股市收益率的长期均衡关系；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中美股市收益率序列的短期收益率溢出效应；通过DCC-GARCH模型实证研究了中美股市收益率动态联动性的特征。⑶选择部分中美宏观经济变量，包括中美货币供应量、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中国工业增加值、美国工业生产指数、CBOE波动率指数、中美汇率、中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等。以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中美股市联动性系数 DCC进行了回归分析，试图研究影响中美股市联动性的宏观经济因素，主要关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代理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