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繁荣”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其中实现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地流转作为一种新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得到了快速推广和应用,其在解决土地资源利用粗放和农业经营效率低的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了政府和众多学者研究的方向:希望通过农地流转促进规模化经营,释放农村劳动力,改变传统土地经营模式,从而促进现代化农业发展和实现农民增收。为进一步繁荣农地流转市场,推动农地流转进程,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系列政策“规范、引导、鼓励、加快”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在各项政策激励下,全国农地流转率由1992年的2.9%增长到2018年39.5%,流转规模超过5.3亿亩。但同时也伴随出现了如流转市场不规范、信息不畅、政府干预过多等突出问题,导致农地流转增速逐渐放缓。从政策制定的宏观目标看,规范农地流转市场、缩小农村收入差距、增加农民收入是政策实施的目标之一;从农户家庭的微观决策目标看,提高家庭收入也是其实现家庭福利帕累托最优的内在动力。研究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行为的形成机理及验证其对于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对于实现农户家庭可持续增收,缩小农村贫富差距及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在大规模农户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农户家庭调研问卷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分析法、Heckman两阶段模型、内生转换模型、基于回归的夏普利值分解法等手段,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行为的形成机理进行验证,估计了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及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如下:(1)湖北省东部地区农地流转市场较为发达,总体农地流转率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各区域内的农地流转水平差异性明显,流转方式、流转类型呈现多样化特点,但仍存在流转规模偏小,流转市场不规范等问题。(2)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行为受多方面因素影响:(1)从影响农户是否参与流转决策的因素看,文化程度、农机价值、医保认可程度显著影响着农户转入决策,户主年龄、社保依赖程度显著影响着农户转出决策,家庭劳动力人数、被抚养人口比例、职业分化程度、收入分化程度、自有耕地面积、政策认知及地形特征等变量均是影响农户流转决策的关键因素;(2)从影响农户流转强度决策因素看,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劳动力人数、社会关系、农机价值、医保认可程度、农地流转年限等变量显著影响着农户转入强度决策,自有耕地面积、社保依赖程度、农地流转价格、契约形式、地形特征变量显著影响着农户转出强度决策,而分化特征及认知特征变量均是影响农户流转强度决策的重要因素。(3)农地流转能有效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农地流转对流转户家庭收入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参与流转后家庭总收入水平和纯收入水平分别提高了13.3%和11.5%。从不同流转行为的ATT效应看,有转入行为的农户家庭总收入水平和纯收入水平分别提高了14.1%和9.6%,而有转出行为的农户家庭总收入水平和纯收入水平分别提高了8.2%和7.4%。此外,从ATU的估计结果看,若未流转户能够有机会参与农地流转,无论是以家庭总收入为结果变量还是以家庭纯收入为结果变量ATT的值均显著大于ATU,说明农户在农地流转决策过程中会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选择是否参与农地流转。(4)劳动力数量、土地、家庭资产价值、农业机械价值、城市人均GDP变量对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家庭收入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年龄、地形特征呈现显著负向影响;而对于未参与农地流转的家庭而言,文化程度、家庭规模、健康状况、土地、家庭资产价值、农业机械价值、城市人均GDP、二三产业增加指数则呈现正向影响,年龄、被抚养人口比例呈现负向影响。(5)基于夏普利值分解法分析农户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户主特征变量和家庭人力资本是农户家庭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其贡献值分别为37.16%和19.89%,农地流转变量对于农户家庭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为15.29%,排在第三位。区域特征变量和农户家庭资源禀赋特征变量对于农户家庭收入差距的贡献度排在第四位和第五位,其贡献值分别为14.56%,13.10%。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前提下,为促进农地有效流转,实现农户增收,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通过稳定租金水平、建立完善的流转交易平台等措施,完善农地流转市场,降低农户流转风险;其次通过优化农地流转保障制度、完善农村金融政策、劳动力扶持政策等措施提高农户农地流转参与度;最后还应通过优化农村继续教育制度及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特色产业等方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