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具有历史与现实的维度,因此研究明末清初时期儒家基督徒的宗教信仰就必然要对这一时期的历史社会环境、文化政策与氛围进行梳理。总的来说,明末时期的社会文化氛围为天主教的传入以及儒士的接纳吸收奠定了基础,因此儒家基督徒的形成并非偶然。同时,由于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对经典文化的把握与诠释以及所采取的不同策略都会对传播过程产生影响,而利玛窦所采用的传教策略则为天主教思想能够融入晚明社会提供了可能,因此儒家基督徒的形成又并非完全必然。天主教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由以罗明坚、利玛窦等为代表的传教士在适应政策下以儒家传统经典诠释重演天主教传入,又由当时的一部分儒士反思自身所需并认同、吸收来重演接纳的。这一文化传播过程既是一种重演,也是宗教信仰的一种自我修复与创造：天主教经由两次具有不同身份和文化背景的人的诠释己改变其原来的面貌而重演为一种更适合当时士大夫追求实学下的宗教信仰,并自成为一个体系。这一对西学的重演与吸收以及对儒学的补充与改造为晚明儒家加入了新鲜的血液,丰富了晚明时期的宗教信仰体系,为推动当时社会思想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历史研究的魅力和根本目的在于鉴古知今,对这一时期儒家基督徒的信仰思想的梳理也是如此。由于明末清初时期儒家基督徒这一士大夫群体的存在,天主教信仰得以与儒家和平对话并互相融合,形成特殊的儒家基督徒信仰并存在于中国民间社会,即使在清朝推行禁教政策后,民间的天主信仰也并未消失,而是在不断的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信仰融合、发展。现如今,我国处于另外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信仰缺失、道德失范的现象已成为事实,佛道寺观以新的姿态开放后仍显衰微,而这一时期,基督教的发展却非常迅速,对待这一现状,不能只是将其看成悲观的现实,还要看到这是一种信仰的自我修复与创造。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没有了如晚明时期的士大夫的倡导与推崇,然而宗教团体仍能如晚明时期的士大夫的宗教实践那样,根据自己的教义与社会实践进行现代化转换并从社会关怀等方面为信仰的重建提供一定的参考与规范。因此,对明末清初时期儒家基督徒的信仰研究对儒家及其他宗教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各宗教之间的对话,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