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通过语际转换这一形式最终实现文化交流目的的活动。翻译并非在真空中进行,平静的译文文本实际是两种文化激烈冲突的结果,看似静态的翻译行为本质是译入语文化语境中多方力量操控下的动态过程。《飘》在中国的译介,尤其是傅东华的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一直倍受争议,然而用译介学的视角重新看待它们,会挖掘出新的价值与意义。本文用美国翻译家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的翻译重写理论这一透镜,反思《飘》在中国的重写史,揭示各种形式如何通过“共谋”完成重写,进而主要讨论傅东华对《飘》的重写过程中受到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怎样的制约以及这些因素在翻译策略中的体现,试图从新的视角对翻译本质和翻译史上的个案重新思考。 论文分为三部分: (一)翻译重写理论。这部分首先分析了美国翻译家勒菲弗尔重写理论产生的国际译学的“文化转向”背景以及解构主义文化思潮提供的理论逻辑,然后介绍了翻译重写范式的核心内容及理论意义。 (二)《飘》在中国重写的历史反思。该部分从历时的视角将《飘》的重写史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共时的方法分别考察每个阶段里不同的重写形式之间的“共谋”(collusion)关系,以及受到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制约作用,共同决定《飘》在中国的形象和接受。 (三)傅东华重写策略与制约因素。这也是论文的核心。该部分将翻译过程置放到 20 世纪 40 年代上海的社会背景中,考察当时的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赞助人、读者等因素对傅东华翻译的影响,并通过文本对照细读的方式分析以上因素在具体的重写策略中的体现。 本文尝试通过这种描述性研究来重新认识翻译现象,揭示翻译与社会文化的紧密关系,深化对翻译本质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