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下,全球能源消耗呈指数增长,能源消耗约占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67%。因此,控制能源需求的增长是缓解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有效利用能源被认为是减轻能源消耗污染的最佳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因此,各国从战略上均考虑在其国家政策中纳入一些节能减排方案。但是,衡量能源效率一直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经常采用一些间接指标,比如能源强度等。为了探寻更可靠的能源效率衡量方法,本论文研究了多个国家/地区经济体系的能源效率,尤其是技术创新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目前而言,较少有学者利用随机边界分析（SFA）估算跨国经济体系的能源效率。更重要的是,在以前的SFA模型估算中,对能源效率的衡量存在一个的普遍局限性或问题,即未能将生产过程中的非期望产出纳入考量。文献表明,如果仅在模型中考虑期望的输出,则能效估计值会有偏差。因此,该研究以SFA模型为基础并同时采用能源需求函数（EDF）和谢泼德能量距离函数（SEDF）方法以提供可靠的能源效率衡量指标。论文首先针对71个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在1990年至2014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其次对18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第二个样本组（从1995年至2017年间的情况）进行分析;最后基于24个发达国家组成的第三样本组在1985-2013年间的数据,比较分析了其与“一带一路”地区48个国家的能效情况。除了定义更好的能效措施外,研究人员日益关注的是什么能促进能效?技术被认为是影响能源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研究技术创新（尤其是绿色技术）具体效果的经验文献相对较少。更重要的是,文献中经常忽略对影响能源效率的各种技术因素的研究。为此,在估算整个样本组经济体系内能源效率的同时,本研究同时通过研究能源效率的技术创新因素丰富了能源效率决定因素的相关文献。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建模时,首先采用了基于SEDF的参数化随机前沿方法评估1990年至2014年间71个国家的绿色技术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其次,该研究剖析了外国技术的影响（以从OECD及非OECD国引进的机器设备作为测量因素）和1995年至2017年间18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SSA）的相应的研发变量对能效的影响效应。第三,该研究探索了各种技术创新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1985年至2013年期间24个发达国家使用其邻国成功发明对其能效的影响。最后,依靠使用最新开发的面板数据随机前沿模型,该研究从跨国角度全面分析了1990年至2015年间“一带一路”地区48个国家在此期间的持续、暂态和总能效水平。这项研究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在于通过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各个不同地区的国家进行调查使得对能效表现有了更深入且具有对比的评估。为了改进计量经济学模型,该研究通过采用一种将期望和不期望的产出都纳入生产框架的新颖方法对SFA能源效率模型做出了独特的改进。因为在有多个输出的情况下建模会失效,而这一点在SFA方法中经常被忽略。这项研究的另一个优点在于能够捕获各种技术变量对能源效率的多重影响,而以前的文献对这一点考虑不足。因此,该研究通过提供多种技术创新因素对能源效率影响的证据从而丰富了相关文献库。该研究揭示了几个有趣的结果。首先,关于能效测量,结果显示出上升但不稳定的趋势,而各国的能效仍然差异很大,比如高收入国家的表现要好于低收入国家,这表明在全球范围来讲能效仍有很多提升的空间。但是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效率改善之路似乎正在迅速发展以与发达国家接轨。第二,关于持续性和暂态能效水平,在“一带一路”国家中呈现出持续性能效水平较低而瞬态效率较高的特点。第三,关于影响能源效率的因素,研究表明,国内绿色创新对能源效率产生积极影响。此外,这项研究发现发达国家中利用外国技术以提高能源效率。但是,研究发现对发展中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而言,外国技术所体现的研发成果对能源效率没有影响。考虑了地理距离在建立国际知识库中的影响,结果表明物理距离越远,外国技术的积极作用越小。就贸易而言,研究表明,从经合组织国家引进的技术可提高发展中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但是从非经合组织国家引进的技术却没有类似的效果。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尽管技术进步是提高全球能源效率的关键,但各种技术因素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却有所不同。例如,外国创新的成果在注重创新的发达国家中似乎提高了能源效率,而以引进机械设备形式的外国发明及其相关的研发成果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影响似乎在其能源效率发展方面收效甚微。像其他研究一样,吸收能力和内部研发水平似乎在这里更为重要。此外,在“一带一路”国家中观察到的持久性能源效率非常低,这意味着政府的能源效率政策应针对改变长期行为,而不是短期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