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尝试将叙事学中的一些概念如隐含作者、隐含读者和叙述者等引入小说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通过分析译者在小说翻译过程中与以上因素之间的关系,指出他们对译者解读原作文本,做出角色选择从而产生译作文本这一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索了不同译者是在内部动因和外界因素的影响下,选择靠近原作的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或者重塑译作的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从而产生了不同译本,这有助于为翻译批评提供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叙事学理论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的法国,主要以小说的叙事文本为研究对象,集中在三大基本范畴：时间、语式和语态,来探究小说文本自身的结构规律、形式技巧的模式和方法。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关注点集中在文本层面而非外部因素如读者、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等,因此对于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研究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叙事学理论在西方国家经历了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两个阶段,而中国的叙事学更是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和西方主要理论来源,本文简单介绍叙事学的定义、研究范畴等,同时对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真实读者与隐含读者、叙事者等重要概念进行界定并分析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隐含作者是作者的“第二自我”,是作者的一个理想的、文学的、创造出来的替身,是文本“隐含”的供读者推导的写作者的形象,他是他自己选择的东西的总和,一个稳定统一的人格实体,其形象特点与真实作者复杂多变的人格相比更容易为译者把握。隐含读者是作者构想出来的理想的读者形象,他不仅可以准确理解和把握作品的内容和内涵,还能够完全认同和接受作者体现于文本中的思想、感情和价值观。理想的译者应首先靠近原作的隐含读者,从而准备把握和呈现原作的意义、风格、感情倾向和价值观念。叙述者即在文本中进行叙述的人,每个叙述行为都由至少一个叙述者和一个与其共处同一故事层、听其言说的叙述接受者构成。区分叙述者声音和隐含作者的声音有助于理解原作的真实意图。本文通过图示分析表明,翻译过程不仅涉及原文作者与译者两方主体因素,在信息传递和表达的渠道中,还有其他尚未受到足够重视的一些“角色”,即隐含作者、隐含读者和叙述者。小说作为叙事性极强的一种文学作品类型,往往在叙事类型、叙事元素、叙事风格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特色,并在传递作者审美、道德取向和价值观时较为含蓄隐蔽。在解读原作文本过程中,为了把握作者的叙事技巧,再现原作的叙事特色,传递作者的价值取向,译者应准确把握隐含作者和叙述者的真实意图,将自已放在隐含读者的位置上；然后在进行翻译活动时,理想的译者应尽量将自己译作的隐含作者与原作的隐含作者保持近距离。然而在实际翻译实践过程中,译者往往并不能站在隐含读者的位置上,从而使其译作的隐含作者与原作的隐含作者也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距离甚至出现较大偏差。译者的选择接近原作的隐含作者,译文贴近原文；反之,就疏离原文,译者接近的是自己的隐含读者和现实读者。译者对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距离的选择决定了译文在意义与文化、价值观等各方面对原文的忠诚度。因此在进行翻译批评时,并不能因为译者与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之间的距离的远近简单判定一个译作是好是坏,只能说在哪些方面对原作的表达忠实度较高。另外,排除译者个人双语能力和文化素养等因素,还应考虑译者做出选择的个人动因,当时的社会因素影响,以及译者目标读者的接受度。以曹雪芹所著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翻译为例,中国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的译本都被誉为里程碑式的译著。由于译者在翻译动机、文化理念和赞助人等方面存在差别,相对而言,杨戴译本更接近曹雪芹的隐含读者,而霍克斯译本更多迎合了普通的英语读者。两译本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叙事学理论中的一些概念与翻译批评相结合集语言学分析与文学批评于一身,不仅能够为翻译批评提供一些分析文本层面的标准,还能避免翻译批评中印象主义、主观倾向,达到相对的客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