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晚明文学研究学术著作的浩如烟海、研究状况的深入细致相比，明初文学的研究一直处在消索落寂的状态中。本文试图在明初最具影响的文学流派——台阁体中，择取其中一位鼎立作家杨士奇作为研究对象，重在研读其诗歌作品。笔者将其诗作放在明初这样一个较大的社会、政治、文化空间下，以较宏大的视野解读他的诗作，探索杨士奇诗歌作品与其政治角色之间必然的勾连关系，并深入透视其传统文人特有的文化心态，以把握杨士奇诗歌风貌所独有的艺术特色和内在成因。 本文拟分为四章七小节来完成这一课题的研究。一·前言——“存在即合理”明初文学济既是元末文学的延续，同时又孕育着自我的鲜明特色。明初诗坛五派的并立局面很快被江右诗派一统文坛所取代。江右诗人淳孝仁厚的道德操守、闲适淡雅的艺术风格，极大契合了明初政治思想文化的情势，有利于新朝政权的巩固，逐渐成为了明初文坛的主要力量。台阁诗风的畅行天下正极大体现了台阁体与江西派的传承关系和皇朝对于整个文学导向的管理和规范。作为在明初诗坛有百年之盛的台阁文学，它的产生、繁荣必有其深刻复杂的内涵和存在的理由。本文拟以台阁领袖杨士奇的诗作来略窥这一支撑百年文坛文学形态的价值和意义。 二·“仁宣治致”下的台阁文学界定文学流派的大致活动时间是深入研究这一文学现象的基础。台阁文学是指永乐到弘、正约有一百年以“三杨”为代表的文学样式，特盛于仁宣两朝。而仁宣两朝实乃有明一代最为太平富庶的朝代，这为台阁颂世之音提供了最坚定的国力基础；同时仁宗、宣宗崇儒重道、礼遇文臣的措施也极大亲密了君臣之间的关系，这是台阁体产生、繁荣的两个必要的条件。作为雍熙祥和的盛世，仁宣两朝在国力、君臣、文风和思想上有着四个极其鲜明的特征——国家富庶、君臣遇合、追慕盛唐、统一思想，它们总括出了这两朝的时代风尚，展示了台阁文学滋养成长的大环境，并为我们解读杨士奇的诗歌作出了铺垫。 杨士奇的诗歌按其思想风貌可分为两大类——颂世清音与闲适诗歌。前者是其诗歌的主旋律，后者是前者的必要合理的补充。两大类诗歌又因其写作内容各有偏重而又做分类。颂世清音可分为——颂世诗、公务诗、理政爱民诗和理学诗。它们都真实、具体、朴质地反映出了杨士奇身为国家重臣风雨荣辱的仕宦之路以及他的理想、信念和为之不懈奋斗的艰辛历程。其中以理政爱民诗最能体现他的美政理想和儒者风范。浮去社会政治、文化的原因，杨士奇的颂世诗歌的形成还有其自身的内在原因。首先是皇朝对他深厚的眷顾，仁宗的得继大统即是以杨士奇为首的三杨集团用身家性命力争而来的，加之恩师的关系，这使得杨士奇在仁宣两朝可谓极尽荣宠，这是其颂世诗歌最坚实的基础。其次是他于江西诗派的师承亲友关系，这奠定了杨士奇淡泊隐忍的行事方式和冲合平淡的诗歌风貌。再次青年时代在儒学重地湖湘间的教授经历，使他再次洗礼内化了个人的儒学修养。最后是杨士奇个人的诗学主张，宣扬文以载道，重视诗歌的世用性。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杨士奇颂世诗歌的风貌特征。 仕途之路的困惑和心酸又成就了他向往天趣之真的闲适诗歌。在这类诗歌中，其中一部分集中体现了杨士奇的慕隐情怀，另一类则畅快抒发了杨士奇的凡人情结。它们折射了一位在政途疲惫跋涉日益苍老的老者最细微的情感世界，无名无利也无争的隐逸生活，抒发着平凡人的真实情感。杨士奇的闲适诗歌，一方面是他长年官场周转的疲乏。伴君如伴虎，同僚间因各中利益的倾轧，处高位弥久而更为心力交瘁，从而产生了归隐林下、田园村野之想。另一方面也源于杨士奇童年乡村生活的美好回忆。 三、杨士奇诗歌的艺术特色对于杨士奇的诗歌特色多断以雍容典雅、冲淡平和之语，本文试图从更为细致的角度来评价杨士奇的诗歌特色。杨士奇的诗歌首先重在一种平和，激昂放旷之音鲜有，而同样的平和在杨士奇两大类诗歌中却形成了不同的诗歌风格，颂世清音淡而厚的雍容典雅，隐逸诗歌淡而静的闲适平和。其次是杨士奇诗歌中白描手法的大量使用和情景交融的巧妙搭配，使其诗歌达到了清新悠远、寓情于景的艺术境界。促成这种艺术风貌的成因，主要源于杨士奇对于“穷则独善其身，达清音淡而厚的雍容典雅，隐逸诗歌淡而静的闲适平和。其次是杨士奇诗歌中白描手法的大量使用和情景交融的巧妙搭配，使其诗歌达到了清新悠远、寓情于景的艺术境界。促成这种艺术风貌的成因，主要源于杨士奇对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人生模式的强烈认同，而儒学的中庸思想也是促成他平和诗风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结语——颂世诗歌的“坐标”意义杨士奇的台阁诗歌真实地体现了他政治生命的方方面面，“润色鸿业，黼黻至治”式的颂世文体具有着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对于王朝的弊端也给予了及时的纠正，展现了一个盛世繁华的致治之朝。同时由于杨士奇生活面的狭窄，大大局限了他的创作的深厚积养，使得他的诗歌陷入了单一平乏的境地中，而过多地褒扬同一种诗歌风范，也极大堵塞了多样文体繁荣的可能性，严重违背了诗歌发展的正常进程。盛世隐退，台阁诗风也终于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时代环境，成为诗歌历史上的一座遗迹。